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颗近程导弹发射成功，但那只是苏式导弹的仿制型号。1962年3月21日，由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经过两年试制，生产出样品。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被命名为“东风二号”的导弹却发射失败了。

“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一位40来岁的中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啊。”

尽管经历了几十年、多个版本的变化，但小学语文教材《钱学森》一文中对钱学森的描述却始终如一，这段文字，几乎是半个世纪以来每一代中国人，对于这位科学家最初的印象。10月31日上午8点06分，这位几代人的“偶像”，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离世。

半个世纪的科学偶像

除了那些有幸与他接触的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钱学森是一个偶像、一个标志、一个符号。组成这个符号最重要的两个元素是:科学和爱国主义。

“ 在我的心目中，钱老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任何伟大的科学家，都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你看，牛顿、爱因斯坦，哪一个不是具有艺术家一般的狂傲气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徐飞教授，坐在办公椅上挥动着双手，表达对钱学森的崇拜之情。徐飞是60年代生人，至今，他还能脱口而出这样一些警句似的描述:“ 钱学森一个人，顶得上5个师”，“宁可枪毙他，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在徐飞的青春年代，这些话让青年们血脉贲张，激励着他们像钱学森一样为着中国的未来而努力。

科学家，是钱学森最重要的头衔。1929年夏天某一期上海《申报》上，钱学森的名字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录取名单中，60年后的1989年，钱学森自己还清楚地回忆起这个细节，他说，他在机械工程系的名次是第三，这是他治学生涯的开端。

上海交通大学的档案里，保存着钱学森一张张优异的成绩记录，可以说，他是一位有天赋的学者，青年时就开始透露出在治学上的才能。这个时候的钱学森，戴一副当时时髦的圆形眼镜，但他绝对不是戴着“酒瓶底”的呆子。徐飞向记者提供了一张钱先生在交大求学期间，参加乐队演出的照片，钱学森手握小号，十分潇洒。钱学森自己的记录中说，他学习乐器最初的动机，是逃避每周一的校长训话，因为乐队在训话前演奏，演奏结束就可以退席。“钱先生的夫人蒋英是歌唱家，你看看这张照片就知道，钱先生的选择是有缘由的。”徐飞说。

当然，这样一些轶闻趣事，在徐飞年少的火红年代里尽被淡化，被强化的是钱学森在美国期间卓越的学术成就。1935年钱学森乘坐邮轮到达美国，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和加州理工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后又先后留校任教和从事科学研究近20年。38岁的时候，钱学森已经被世界公认为理学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以及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人之一，也被公认为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而这些学科，正是火箭技术的基础。

正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钱学森的命运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有意回到祖国，正值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钱学森被指责为“非法入境”“携带机密资料”，回国的计划受到阻挠。关于信仰，钱学森在1989年撰写的《回顾与展望》中描述道:“我在上海交大读了五年，因为在一年级与二年级之间的暑假快终了的时候我害了伤寒，康复时间长，只得休学一年。但休学一年对我也有好处，乘机看了些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对当时政府的所作所为知道了点底细，人生观上升了。”

长达5年的时间，钱学森在美国人身自由受到限制。1955 年6月，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一封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恳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他回国。信件很快转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并亮出钱学森来信要求协助回国这一铁证，要求美国方面不再阻挠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回国。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这段历史，之后被不断地重复。钱学森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传奇的人生经历，为科学家的形象注入了生命力，当红旗下的孩子们高呼“长大要当钱学森”的时候，他的名字不仅代表对理性的追求，还有对祖国的忠诚。

国防科技规划师

钱学森带着感恩的心情回到了祖国，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给了他至高的礼遇和重用。1956年1月，刚刚回国3个月的钱学森在陈赓的邀请下出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6年春，他应邀出席政协会议并在会上讲话。2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体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与自己坐在一起。

1956年2月17日，一份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放在了周恩来总理的写字台上。在这个报告中，钱学森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提出了长远的规划。同年10月，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

创建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钱学森清楚，它的难度不仅仅在技术层面，而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薄弱的工业基础设施，没有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缺乏懂得现代国防尖端技术研究组织的管理人员等等。

1957年，新中国100多名大学毕业生来到五院，参加了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刚刚从原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钱振业就是其中的一员。当时才20岁出头，大学是飞机专业，他和其他同学一样，对导弹研究一无所知。

不仅对年轻的学生，导弹研制对于全中国来说，还是一张白纸。整个五院唯一见过真导弹的就只有钱学森。钱学森给学员们开设《导弹概论》一课，从零开始教授相关知识。

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并派出专家来华指导。

不久，中苏关系发生巨变，当中国导弹仿制工作到了关键时刻，苏联撤走专家并带走关键的图纸。虽然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颗近程导弹发射成功，但那只是苏式导弹的仿制型号。1962年3月21日，由五院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经过两年试制，生产出样品。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被命名为“东风二号”的导弹却发射失败了。

首飞失利，钱学森到基地调查事故原因。原因很快查到，一是没有充分考虑导弹弹体是弹性体，飞行中弹体会作弹性振动，与姿态控制系统发生耦合，导致导弹飞行失控；二是火箭发动机改进设计时提高了推力，但强度不够，导致飞行过程中局部破坏而起火。

1964年6月，重新修改设计后的东风二号导弹，全程试射获得成功。就在3个多月之后，大漠深处又传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

与此同时，实现两弹结合，使中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导弹核武器的艰巨任务摆在了钱学森的面前。这个当初被认定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任务使钱学森看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就这样顶着压力，钱学森在基地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在那个军事实力决定国家威信的特殊时代里，钱学森的贡献对于中国无疑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

人，是历史的人

伟大的科学家，往往有着狂放不羁的个性，也许正是这种超过常人的自信，才能让他们具备洞察未来的能力和假设未知的胆量。没有钱学森的胆量与气魄，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恐怕要推迟很多年，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钱学森人生中的几处争议，也与他不羁的个性不无关系。

在谈到钱学森的贡献时，与钱先生共事十年的谈庆明先生，用了“高瞻远瞩”这个词。1950年代，中国一穷二白的现状，没有浇灭钱学森理想主义火焰，他敢在一张空白的图纸上，指点中国国防科技的江山，敢于在没任何技术和人才储备的土壤里“开荒”，终于耕耘出让世界瞩目的导弹成果。这样的气魄和胆量，远非常人能及。

媒体曾经刊载聂荣臻和钱学森探讨研制一种导弹的对话。聂荣臻问:“造它，你有把握吗？”钱学森说:“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聂荣臻问:“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钱学森回答:“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据钱学森过去的同事回忆，钱学森说话果断，对自己的看法非常坚持。

“人，是时代的人。”读着钱学森故事长大的徐飞，如今也成为了学者，在一个成熟的年纪再看钱学森的对与错，徐飞选择接受一个科学家的复杂性。

最为人们所知的故事，是钱学森在大跃进中对“亩产万斤”的肯定。

1958 年夏收时节，6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继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之后，又放出亩产3530斤的“卫星”。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时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所长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有感而发写了一篇短文刊于该报。他提出:“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如果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不仅仅是2000多斤或 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

但是，在这个故事之后，还有一个故事常常被忽略。

钱学森的短文很快得到毛泽东的注意，1958年10月27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毛泽东对钱学森说:“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当时资料记载，这之后: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壮。过去是浅耕粗收，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样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谈庆明作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知识分子，更愿意把钱学森当时的错误，解释为钱先生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我们都曾经非常迷信，要承认这一点。” (黄祺 应琛）

稿源: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