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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乘船离开了美国。

在香港九龙火车站候车室，有记者用英语向钱学森提问。他说:“对不起，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本刊记者/蔡如鹏

1950年9月初的一天，正在旧金山旅游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后，十分震惊，立刻结束了旅程，返回其就读的加州理工学院。

新闻说，正准备离开美国的钱学森被移民局逮捕。

“事先，我知道他要回国，但没想到会是这个结局。”如今已85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哲敏对那段往事仍记忆犹新。“那时，我是他的博士研究生，正在做热学应力学方面的论文。”

郑哲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当我赶回洛杉矶时，钱老已被关押到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里。”开始几天，看守人员不许任何人探视，也不准钱学森与外界联系。多年后，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忆，在被关押的15天里，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的损伤，体重骤降了13.5公斤。

移民局逮捕钱学森的理由是“企图携带机密的文件离开美国”。“这是子虚乌有的”，郑哲敏说。事先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扣留了钱学森一家已经装船的所有行李，包括三脚钢琴、800多公斤重的书籍，但没有查出一件机密材料。

“那都是借口。实际上，美国人就是不想放他走，因为他是世界顶级的火箭专家。”郑哲敏说。

金布尔的老朋友

当年，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为阻止钱学森回国，对移民局说的那句话——“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抵得上5个师”——已为世人所熟知。

郑哲敏说，其实，金布尔与钱学森曾是很好的朋友，“早年，钱老参加的‘火箭俱乐部’与美国军方有过合作，用火箭改进飞机起飞时的助推器，大大缩短了跑道的距离。后来，‘火箭俱乐部’的几个成员创办了一家公司，钱是技术顾问，金布尔是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经营。他们很早就认识”。如今，这家公司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火箭与推进剂制造企业——通用航空喷气公司。

“作为海军次长，同时又是多年的朋友，金布尔对钱老所从事的工作和能力是十分清楚的。”郑哲敏说。在回国前，钱学森曾前往华盛顿向金布尔告别，金布尔感到非常惊讶，极力挽留，“见挽留不住，才出此下策”。

金布尔随后给美国移民局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说什么也不能放他回到红色中国??”当时正值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放钱学森回国，在金布尔看来无异于放虎归山。

于是，钱学森在美国最后的5年，一直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钱学森是1935年赴美留学的，到美国后，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仅用了一年，就获得了航空机械工程的硕士学位。毕业后，钱学森本想到飞机制造厂工作，掌握制造技术，但当时，美国航空工厂不欢迎中国人。于是，他转而研究航空工程理论，来到世界上第一个航空系的诞生地——加州理工学院。

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导师冯·卡门。

冯·卡门是匈牙利籍犹太人，1934年移居美国。他是驰名世界的空气动力学家，第一个从理论上证实了人类实现超音速飞行的可能性，并研制出第一架超音速飞机，被称为“超音速时代之父”。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选择了当时最尖端的科学领域——高速空气动力学，攻读博士学位。

加入“火箭俱乐部”是在他读博期间。当时，冯·卡门的另一位博士研究生弗兰克·马利纳正在研究火箭的飞行和推进，并与几个热衷于此的学生组成了“火箭俱乐部”。后来，钱学森也加入其中，成为火箭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据说，有一次“火箭俱乐部”研制了一枚火箭，在校园内试射，可在发动机点火后火箭发生爆炸，巨大的气浪把钱学森等人掀翻在地，险些丧命。学校因此勒令“火箭俱乐部”停止校内的一切试验活动，把他们驱逐出校园，并称这简直是个“自杀俱乐部”。

不过“火箭俱乐部”很快引起了美国航空工业界和军方的重视。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安诺德还亲自到加州理工学院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

1939年6月，钱学森博士毕业后，在冯·卡门的推荐下，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留校工作。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战事的需要，冯·卡门被美国军方聘为顾问，钱学森、马利纳等“火箭俱乐部”成员也开始参与军事研究项目。据考证，美国导弹计划第一份正式的建议报告《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就是钱与马利纳合作完成的。

1945年，战争接近尾声。钱学森随冯·卡门前往德国，接收先进的导弹成果和技术，并被授予上校军衔。

郑哲敏说，当年钱学森出入五角大楼的通行证，以及前往德国的军官证至今仍被他的一个美国朋友所收藏。“1993年，我去美国访问，还看见过。”

美国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对钱学森做过这样评价:他对美国建造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机，并最终向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的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另起炉灶搞新学问

钱学森被捕后，他的同事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加州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亲自给金布尔写信，要求他放人。移民局迫于压力，再加上没有确凿的证据，在收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后，释放了钱学森，但要求他不能离开洛杉矶，并且定期到移民局报到。

“人身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郑哲敏回忆说，钱学森的信件和电话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为了不给同事、朋友们带来麻烦，他开始深居简出。

“我想那时钱老的压力是很大的，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针对他的新闻。但他很快就稳定下来，还是照常上课，做研究。这个毅力是很不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