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桑榆匪晚奔驰不息
2010年07月30日 13:09中华读书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留学起程一波三折

1939年9月2日,中英庚款第七届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赴英客轮扣作军用,钱伟长等学生的留学计划也被迫延期。

在返回昆明等候通知的时候,钱伟长从王竹溪那里借到拉夫著的《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后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不同形状的板壳有不同的方程。于是,钱伟长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苦苦埋首数月,他以高斯坐标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析之创新思想,居然获得了前所未闻的统一内禀理论。

3个月后,当中英庚款会做好了所有准备时,他却和同学们一起选择了放弃。钱伟长回忆道:“因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还有不少名教授,都逃难到加拿大去了,所以让我们改去加拿大留学,说是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在上海英租界等你们。船到了,那是俄国皇后五号。早上8点上船了,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就把护照发给我们。他倒是好意,说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息船3天,没事,可以到横滨去玩玩。一看签证,我们就火了,日本占领我国领土,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那里干什么?当场有留学生就把护照扔进黄浦江里了,22人全下船了。结果负责中英庚款的那位英国人自己承认错了。他说我们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你们先回去再说。”

1940年8月初,庚款会再度将钱伟长等留学生召集于上海,坐“俄国皇后号”邮轮赴加拿大。9月中旬终于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开始了艰辛的留学生涯。这也是多伦多大学首批接受中国研究生。

留学海外科研多产

钱伟长和林家翘、郭永怀同时师承应用数学系的辛祺教授。师生第一次见面,辛祺教授就发现自己和钱伟长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只是导师宏观学生微观而已,尽管当时所得到的结果还不能统一,但深信既是同一实质,必将能统一。也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即决定师生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祝贺冯·卡门教授60岁诞辰。祝寿论文集于1941年夏季刊出,共24篇论文,作者均为“二战”时集聚北美的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铁木辛柯、科朗等,钱伟长是唯一的中国青年学子。这一旗开得胜之举倒是增强了他的自信和中国留学生的知名度。经过一年努力,钱伟长打通了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通道,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1942年底,钱伟长即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1943年至1946年期间,钱伟长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计算研究、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研究等,也参加了火箭现场发射试验工作等。同时还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研究课题。1946年,他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这几年确实是钱伟长一生科研的多产期。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

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

科研越多产,钱伟长怀念祖国与亲人的情思也越强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取得回国权。1946年5月从洛杉矶搭货轮返上海,8月初又从上海搭轮船经秦皇岛回到阔别8年的北京清华园。在母校清华大学当了一名普通的教授。9月,爱妻祥瑛自成都携已6岁的儿子元凯赴京,钱伟长才第一次见到儿子。那年月物价飞涨,作为穷教授的钱伟长入不敷出。到第二年冬季长女开来出生后,只得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彭桓武等告贷度日。

钱伟长深情地回忆:“19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是回来结婚的。他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回国之前,我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金。钱学森说,美国特区研究所(GPL)还希望我回去。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的艰苦让我的生活与科研都发生极大的困难。于是要到美国大使馆签证。问我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忠于中国还是美国?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怎么能忠于美国?我就填了一个NO。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们不让我去了。”

“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钱伟长反复强调。

为了生活,更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新中国建立前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三校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领域不懈科研,撰写并发表了8篇有影响的论文。

满腔热情为中国科技腾飞

1949年3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叶企孙任主任,张奚若、吴晗任副主任,周培源为教务长兼常委,费孝通和钱伟长为副教务长兼常委,陈新民为总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伟长被任命为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伟长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

繁忙的教学与科研之外,钱伟长还为北京各所高校培训应用数学与力学的师资,1956年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钱伟长的社会兼职也令他忙得不亦乐乎。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钱伟长就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钱学森回国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又兼任了副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并兼任中科院学术秘书。值得指出的是1954年至1956年,钱伟长还花大量精力参与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也就是在规划研讨会上,周总理公开赞誉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为“三钱”。此外,1953年,钱伟长还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在忙得连喘气都很紧张的情况下,钱伟长还是没有打乱自己的科研节奏。凭着让新中国科技早日腾飞的满腔热情,这几年他还是成绩卓著地发表了20多篇科研论文,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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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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