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来源，从经济学角度看，“寻租理论”能够较好的解释腐败。在寻租理论中，“租”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市场而形成的差价，简单的说，本来市场上是某个价格，经过权力的干预后，价格变了，这个差价放入真实市场中，就能变现。这就会导致“寻租者”出现，并给制造出“租”的人以“租金”。
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于计划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极端，寻租对经济产生了不同的作用。
在转型初期，几无市场可言，随着经济转型，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约束慢慢放开。民间经济对于商机和经营利润的嗅觉非常灵敏，在政府管制还没有解除之前，就能发现市场需求与利润，他们就有了绕过政府管制的动机。政府官员通过权钱交易，使公权不作为，网开一面，通过放松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经营活动空间，原本不能做的生意，行了贿，官员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私人企业有了更多的生产空间，能获取更多的利润，得到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缝隙。
对官员来说，在政策尚未改变的情况下，网开一面必然要面临政治风险。如果不让他们获得好处，他们自然不会承担风险，只会严加管制。这时，商人，甚至农民的经营活动必然无法进行，老百姓的市场需求得不到满足，利益也会受损。所以，官员腐败，降低了交易费用，使市场交易得以发生，给老百姓带来了利益。
这类似于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国际贸易中，解决不信任的方法是找银行开信用证，但贸易商要为此付费。对于银行而言，开信用证，提供了担保服务，承担了风险，理应收费。在这里，这笔费用是额外支出，但它促成了交易，是贸易的润滑剂，是合理的。
所以，如果在社会转型前期，把管制视为很难改变的既定存在，那么，从经济学角度上看，这种类型的腐败，降低了交易成本，使交易能够发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积极的一面，这也就是常说的“腐败润滑经济”。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用“水至清则无鱼”这话来做现实主义的比喻：水池如果污染太严重，鱼一定无法生存；在改变水质的过程中，理想主义的目标，是清除所有污水，把鱼放到清水中，但这也只是理想主义而已，不具可行性；每个人都不希望看见污水，但改变水质也必然是渐进的过程。
不过，双轨制改革有其不利一面。
随着转型的进行，作为官员寻租资源的行政管制慢慢的变少了，但由于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法治、体制等各项制度的不完善，官员仍可以维护、保护作为寻租资源的政府管制——改革就停滞了。更严重的是，他们会创造管制，然后再进行寻租，即政府官员提出某项能够增加，或者减少私人企业利益的政策，诱使或威胁私人企业割舍利益给自己——改革就倒退了。在这个过程中，官员，获取租的同时，也同时牺牲了社会利益，侵犯了他人的权利，造成资源的错配，导致经济不效率，伤害经济发展。
这个时候，转型初期的腐败与经济的因果关系就倒过来了：官员不是因为解除既定存在的管制而得到“租”，而是为了寻租，主动去维护已经存在的管制，甚至制造新的管制。最初，管制冲动来源于意识形态，这个时候腐败是润滑剂与腐蚀剂，它腐蚀极权，放松经济自由，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腐败，本身就会变为权力冲动的来源，不但不能润滑经济，反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对于经济转型，持休克疗法观点的学者就认为，在渐进式改革中，外部环境中没有改革的部分、非市场的东西会使市场无法有效运作，沦为伪市场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改革带来的不会是福利的提升，反而是福利的降低。渐进式改革的中间阶段是个“痛苦的U型低谷”，在这个阶段大众福利最少，而垄断和官僚猖獗。
这正是当下我们所处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贪腐不仅不能润滑经济，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且，它不但从经济意义上阻碍社会财富的创造，也从社会意义上滋生不公正感，为社会崩溃性危机埋下种子。这也就是所谓的“腐败亡国”。
类似的情况历史上时有发生，明朝初年的中国经济总量曾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这种政府官员腐败和市场经济繁盛发展并存的格局，到万历末年已经难以为继，20多年后，大明王朝便告灭亡。
不管哪类腐败，其来源都是公权具有干涉微观经济的权力，而这些微观经济本身并不该被权力所干涉，也就是说，这本是老百姓的权利。那么，根据本文前述的腐败的来源以及其对经济的危害，不难发现，反腐败的根本目的，绝不仅仅在于倒掉几个贪官，而是要通过搬掉贪官，消除掉改革的阻力，把权利还给市场。所以，对反腐的评价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打老虎，而应该更进一步地看：还权利。从这个意义上，反腐与放权，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习李的体制分工。
社会生产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物资、资金、人力被精确的协调进行社会化的大分工、大生产，而在这背后，则是权利的精确协调：东西是我的，你拿不走；钱是你的，可以自由的定利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受到侵害可以成立组织；发生纠纷了可以找法院；政府不作为、乱作为，都有章可循，如此种种都是权利的协调，而权利则离不开法律的保护。
所以，依法治国，从国家治理的逻辑上说，与“打老虎”是一脉相承的。
问题随之而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条文化的、有形的法律、规章、行政规定等，仅仅是一种外部制度，还必须依靠社会意识、观念、道德等无形的内部制度支撑，才能得以顺利实施。实际上，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观念问题。某种意义上看，政府有多大的权力，取决于老百姓认为自己有多大的权利。正如美国宪法规定，所有未在宪法中列举出来的权利都属于老百姓。
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上，舆论不但通过批评，监督权力，还权于市场，而且，舆论更是塑造内部制度，培植法治观念，支撑依法治国的重要因素。
所以，更开放的舆论与依法治国也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打老虎，到依法治国，再到更加开放的舆论，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在政治逻辑上却是一脉相承的。于是，逻辑的连贯与自洽性不但反过来暗示着反腐的成败，更预示着改革的终点在哪里。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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