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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共成长史:中国共产党为何不缺同路人

2011年07月04日 11:59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芦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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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对”

从高华的解释不难看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的同路人,并非仅仅是由于国民党的不堪和抗日救国的口号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多数人对于未来的憧憬。

1945年7月,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访延安,在延安,他和毛泽东的“窑洞对”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

此时,日本败局已定,如何应对抗战后的新局面,成为国共面临的新问题。自从清王朝结束以来,中国历经数十年战乱,终于看到了重建新国家的希望。在此背景下,黄炎培提出了“国家兴衰周期率”的问题。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对话,日后时常被人提起,这被认为是共产党人能够建立政权的关键。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总结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时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

正是建设民主的新中国这一目标,成为大量同路人与中国共产党能够走到一起的核心因素。

1949年3月,大局已定。黄炎培取道香港辗转到达北京。4年后,他再次和毛泽东会面。这时,毛泽东已是新政权的缔造者。

在毛泽东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中,黄炎培成为毛泽东会见的第一位“客人”。这次,毛泽东向黄炎培谈及了未来的建国方略。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毛泽东也都有述及。

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新政权诞生在即,毛泽东即将履约。

同路人的理想年代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合计超过了共产党所占44%的比例。

经过此次会议选举产生的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有3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56名中央政府委员中有27人。随后的政府组阁,党外人士占去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的2位,15名政务委员中的9人,在政务院下属部门32个正职中的13人。

在“窑洞对话”之后4年,黄炎培眼见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实践了当初的诺言。在周恩来两次亲自到其家里动员的情况下,黄炎培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成为政务院的副总理之一。

建国初期,是党的同路人的理想年代。创业的激情,民主的氛围,使其才干得到发挥。此时,在众多领域,党外人士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新政权的党外部长名单便可见端倪:轻工业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长梁希、水利部长傅作义、教育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然而,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局面急转直下。“文化大革命”十年,新中国经历了最灰暗的一段时期。作为共产党事业的支持者,过去长期为共产党呐喊的知识界,与国家一样,受到了灾难性的伤害。

改革重新凝聚同路人

改革开放,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在新的征程上,曾经与共产党相濡以沫的同路人,再次展现出巨大的活力。

1979年10月4日,建国30周年庆典后的3天,改革开放迎来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这家负责招商和引进外资的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迈出具体实践的重要一步。

中信的成立,与党在工商界的众多同路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中信的44名董事中,有多位原工商业者和爱国人士,包括港澳同胞。在改革开放急需开拓者的时候,党的同路人,助力巨大。

荣毅仁当选为中信公司的首任董事长,这位曾被陈毅誉为“红色资本家”的党外人士,6年后正式加入了共产党。而在1979年,他仍是以同路人的身份,在推动着改革的前进。

另一位成为改革开放开拓者同路人的是霍英东。这位身在香港的爱国商人,在1978年初次听到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后,便迅速出手。1979年,他投资兴建了中山温泉宾馆,成为最早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之一。1983年,他与广东省合作兴建广州白天鹅宾馆,成为大陆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和管理的大型现代化酒店,受到邓小平的好评。在霍英东的示范效应下,大批港资进入广州酒店业。

随着改革深入,开拓者的作用逐渐弱化。体制和法律法规的变革,成为推动深层变革无法绕过的坎儿。

1988年,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这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正案一共设计两条内容,其中一条的修改,使得私营经济首次进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在这次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党的同路人再次为改革助威。

1988年3月,民主党派人士汤元炳、陈铭珊、冯梯云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联合发言,赞成在宪法中增加私营经济的内容,并从政策措施及法律法规等方面提出11条具体建议。此后,民建、工商联先后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关于私营企业若干税收政策的规定》的修改讨论。

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正式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党外人士参与决策,逐渐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这一制度化变革的背后,是中共对于党外同路人的愈发重视。

改革开放,使执政党重新凝聚了大批的同路人,并激发了他们的活力。随着改革深入,社会利益主体逐渐多元,社会需求逐渐多元,执政党也面临新的挑战,即如何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要化解这一挑战,无疑离不开众多同路人对于改革的支持。

在这方面,邓小平曾有过明确指示。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

(本刊记者钱亚平、林歆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PN029] 标签:同路人 共产党 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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