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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共成长史:中国共产党为何不缺同路人

2011年07月04日 11:59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芦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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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 北京报道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的两次反革命政变宣告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革命也遭到失败。此前在国共合作中迅速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

大革命的失败,一度让共产党对与其他势力结盟充满怀疑。“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党内蔓延,博古等执掌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采取了团结“下层”,拒绝、排斥“上层”的片面统战政策,而把游离在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视为“统治阶级的奸细”和“最危险的敌人”。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曾主动找到共产党提出合作反蒋,却遭拒绝。

即使在党内,非工人出身的一些人也受到排挤。因为共产国际指责中共“领导的积极分子都不是工人出身”,党内一批信仰坚定、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干部被调离岗位。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6人,其中21人是工人。在江西,农民党员在1928年7月的占比超过90%。

土地革命期间,失去大批知识分子同路人的中共孤军作战,在国民党的围剿下,红军在军事上一再失利,中共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这段前后落差巨大的历史,是观察中国共产党90年发展历程的一个着眼点:低谷,多发生在寂寞伶仃之时;壮大,也是同舟共济者众多之时。

挚友最初是对手

中国共产党并非一出生便一呼百应、天下归心。

1925年,留美归来不久的闻一多以反对共产党而闻名。这位日后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当时还是共产党一个主要的舆论对手---国家主义者。

在北大的几次国家主义派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上,闻一多毫不讳言:“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

对闻一多影响至深的罗隆基,曾因不断批评国民党而招致闻先生的不满。闻先生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近代史学者雷颐认为,闻一多先生的思想转变,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

闻一多先生的转变在共产党的同路人中颇有代表性:正是由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吏治废弛,将大批有识之士推向了其对立面,使这些人有了成为共产党同路人的可能。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晚年回忆说: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1944年,《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采写的《延安一月》开始连载。这个一度引起轰动的报道称: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这给闻一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国共之别,早在共产党建立之初便已显现。共产党以其与国民党全然不同的口号,显示出巨大的政治魅力。

历史学者罗志田认为,“五四”之后,“社会主义”的招牌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说,当孙中山声称其“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时,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迎合五四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而在蒋介石喊出不得人心的“攘外必先安内”之前,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响亮的口号便深入民心。

王奇生认为,正是这些因素,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了出乎国民党意料的效果。从国民党的立场来看,因为共产党处于绝对劣势,国共合作是“容共”,然而后来合作却发展成为“容国”。中共四大以前,中共党员仅950人;四大之后,共产党人数迅速增长,到1927年五大时增至57967人。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还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许多地方党部的组建。据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上海国民党党部处于中共的“包办”之下,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指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员尚且如此,众多两党外人士之人心向背,更可想而知。

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抗日救国,是凝聚共产党与其同路人的关键词。赞成中共抗日主张的人群,形成了声援中共之势。

与闻一多一样,邹韬奋起初也对共产党不以为然。同样是对国民党的失望,以及对共产党的逐渐了解,使其逐渐成为共产主义的志同道合者。

“12.9”运动爆发后,邹韬奋创办的《大众生活》杂志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的暴力行径。《大众生活》发行量达到破纪录的20万份,其立场使国民党政府记恨不已。1936年7月,邹韬奋、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赞同和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被毛泽东誉为“新中国的圣人”的鲁迅,与多位共产党领导人关系密切。他曾从陈赓处询问苏区的生活,并准备写一部作品来反映红军战斗情况。

在国民党将领之中,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影响巨大。但不为公众熟知的是,张学良本人还曾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

在所有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走过风雨道路的友人之中,最具世界知名度的无疑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协助下,斯诺来到延安。他花了4个月时间了解鲜为人知的红色苏区,撰写了大量介绍苏区及中共领导人的报道,在共产党往往被妖魔化的西方世界中引起巨大反响。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在上海出版时,改名《西行漫记》)出版,旋即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达10万册以上。

在书中,斯诺对共产党给予闪光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斯诺的作品为共产党赢得了巨大的舆论支持,他直接改变了众多西方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进而为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在国内,斯诺报道的影响立竿见影。他不仅为共产党带来了人心的倾斜,还带来直接有生力量的支持。党史学者高华撰文写道:“1937~1938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中共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们的到来正好和急欲‘招兵买马’、壮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现实目标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领导的热烈欢迎,而与外界隔绝多年的老红军也热忱欢迎给他们带来各种信息的知识青年。延安一时到处充满着青年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

同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帮助之大,从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

邹韬奋在病重之时,提出了加入中共的愿望。此前,他曾多次提出入党请求,但始终未获通过。邹韬奋之子邹家华说:“父亲在1937-1938年间,已经向周恩来提出入党的要求。周恩来当时考虑,从党员的条件上来讲,那没有问题,但是从当时历史的情况来看,还是在党外做工作更加有利。因为如果你是党员,别人会以为你当然是代表党来讲话;但作为一个党外人士,从客观的立场讲话,就更具有说服力。”

[责任编辑:PN029] 标签:同路人 共产党 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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