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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极具影响力的中共同路人

2011年07月04日 11:54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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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1877-1925):推动国共第一次携手

对国共首次合作,廖仲恺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廖仲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定地认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他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复兴的关键。他信守两党的共同纲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和共产党人取得一致。

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刚发表,邓泽如等人上书孙中山反对联共,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到代表大会召开,左右派之间明里暗里的斗争充满了会议的整个过程。1924年1月28日,大会审查《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一些代表在右派冯自由等的怂动之下,动议讨论限制国民党员加入他党案,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针对右派离间国共两党的用心,廖仲恺在大会上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极力主张同共产党人合作。他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

张学良(1901-2001):私人巨款接济红军

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专门从事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经过谈判和联系,周恩来很快就被张学良当成“最好的朋友”。

在同周恩来谈判的时候,据统计,从1936年4月到12月的8个月里,张学良接济红军的款项共达76万元。这些接济,对处境困难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被蒋介石囚禁的困境中,仍然要求部下继续维护同共产党的友谊。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指共产党),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鲁迅(1881-1936):共产党的知己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确立了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在《新青年》杂志同仁中,有两位后来的共产党领袖:“南陈北李”。陈独秀赞赏鲁迅的才能,说对鲁迅“五体投地地佩服”;鲁迅则认为李大钊儒雅、质朴、诚实、谦和,对李大钊因信仰惨遭军阀政府杀害深表愤怒,在为《守常文集》写的序言中,盛赞李大钊的革命精神,称其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1931年,鲁迅结识瞿秋白。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编书,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编杂文集,特意把这些文章收入,作为他们情谊的纪念。鲁迅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在鲁迅结识的共产党人中,还有红军将领陈赓。在与鲁迅的交谈中,陈赓随手画了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这张图鲁迅一直保存,他甚至准备写一部作品来反映红军战斗情况。

黄炎培(1878—1965):可靠盟友

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听过黄炎培的讲演。一句“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学到人家强国的本领,为民族效力”,使青年毛泽东深受鼓舞。

抗战时,蒋介石逮捕“救国会七君子”。黄炎培闻讯后,带着铺盖卷去见蒋介石,要求陪“七君子”一起坐牢,改为“八君子”,此番壮举传为美谈。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炎培与周恩来关系最为密切,常邀请周恩来到他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讲演。黄炎培称赞周恩来:“乃天下难得奇才也。”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参政会上愤怒揭露国民党“打内战、除异己”行为,并在“新华日报”写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八个大字。国民党干扰“新华日报”售卖,黄炎培亲自去报社搬了几千份报纸到学校,让学生放学后挨家挨户散发,表示了对共产党真心支持。

1945年黄炎培等组织成立了民建,民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可靠盟友,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不朽功劳。

霍英东(1923-2006):为中共做香港护驾人

作为香港最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实业家之一,霍英东坚决拥护“一国两制”伟大构想,衷心拥护中央对港方针政策,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和长期繁荣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美援朝期间,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下,他在香港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着手筹划到内地投资。

从1985年起,他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履行职责、建言献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成功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香港回归后,他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并与中央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何贤(1908—1983):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

1999年5月15日,何厚铧当选为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何贤,一个在澳门曾家喻户晓的名字也再次进入媒体的视野。澳门人民不会忘记,近半个世纪以来,有“澳门王”之誉的何贤,为澳门的稳定和繁荣所作的贡献。

1943年春节前夕,日军借口驻岛的陆、海军特务机关内讧,封锁了澳门岛。顿时岛内物价飞涨,贫苦居民衣食无着。何贤协同澳门商会找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几番斗智斗勇,终于使澳门解除了封锁。

何贤有位至交名叫柯麟,后者受中共委派,于1935年前后移居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从事地下工作,两人结识后成为莫逆之交。何贤晚年回忆说,“我们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他没向我讲过半句宣传共产党的话,我是从他做人的态度上看出他的进步的!”

柯麟于1951年回到广州,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后到北京工作。何贤说:“要搞好澳门人的生活,要令澳门生意繁荣,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于是由柯麟介绍,何贤到大陆参观访问,并和共产党建立起了长久的关系,并于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PN029] 标签:同路人 鲁迅 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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