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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百姓心中”宣讲团走进人民大会堂

2011年07月06日 08:37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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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党在百姓心中”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图为报告会上,全场观众一起高声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本报记者 贾同军摄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市委讲师团举办了“北京市纪念建党90周年百姓宣讲活动”。活动以“党在百姓心中”为主题,自今年2月以来,活动自下而上层层开展,共征集宣讲线索10000多条,层层宣讲了2500多个爱党故事,最终遴选出200多个故事,组建22支区县、工委宣讲团,直接参加宣讲的群众达1万多人,各级宣讲970多场次,受众达300多万人次。北京市百姓宣讲团的9个分团、90名宣讲员,在全市集中宣讲90多场次。

百姓宣讲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人真事,可查、可触、可闻。百姓宣讲讲述的是老百姓心中的党、心中的党员、心中的事迹。一个个故事,真人真事,典型生动,朴实感人,以小见大,通过小故事反映大主题,见证了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无限深情。

百姓宣讲团所到之处,掌声不断、感动的泪水不断。从党和群众之间具体而微的情感纽带入手,在心灵的交汇中体现党和百姓的血肉联系,体现党和群众情深似海、生死与共的浓烈感情。这些故事荡漾在百姓心中,触摸着人们柔软的心灵,在展示党群关系的同时,体现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最高尚的情操。

1、回家,一个也不能少

宣讲员:夏书仁,59岁,197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建工集团2009年4月赴利比亚项目部任党委书记。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主人公

2011年3月5日,当机舱门打开的一刹那,我忍不住流下热泪,“我们终于回家了!”

我来自北京建工集团,是利比亚项目部的党委书记。

2月17日,利比亚出现骚乱,有的工地随后被抢,几百名工人被武装分子赶出来。危急的情况下,党委决定,组织700人的护场队。

此时,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通知我,立即组织工人撤离。集团党委书记打来电话:“老夏,看到你们的撤离方案了,你是书记,一定要保证安全撤离,一个人都不能少,盼望着你们早日回到祖国。”

眼看着局势越来越危急,工人们心慌了。我站出来对大家说:“慌什么,有党和政府呢,我们已经做好了撤离安排,希望大家听从指挥,随时准备出发。”我们随即费尽周折地从当地联系了180多辆客车。

我们在车窗上贴上了五星红旗,一路上国旗成了我们最好的护身符,帮助我们闯过了51道关卡。不管是政府军还是反政府武装,一看到车上的五星红旗就放行。晚上十点多,我们终于到了突尼斯边境。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把我们安排到了星级酒店,有的农民工兄弟还住进了总统套房。

第二天,我们陆续登上了回国的包机。看到座椅上插满了五星红旗,就像小时候在外面受了委屈见到母亲一样,忍不住流下眼泪。我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祖国而自豪!

2、两个世纪一样情

宣讲员:尉红英,35岁,中共党员,密云山区人,市委讲师团机关干部。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故事的亲闻者

我的家住在司马台长城脚下,几辈子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山里有位邓玉芬妈妈,家里养了7个儿子,穷得揭不开锅。这时,山里来了八路军,帮着搞土改,一家子终于吃上饭了。邓妈妈打听到,这些人还能打鬼子,这支队伍的头头儿叫“共产党”。

邓妈妈两口子商量:“他爹,这共产党的队伍真好啊,你就带着咱4个儿子跟着他们打鬼子去吧!”

1942年,日本鬼子疯狂向密云山区扫荡。邓妈妈带着家里的伤员、扯着几个儿子跟乡亲们一起躲进了山洞。高烧的小七儿哭闹着要回家。邓妈妈扯下了一把棉花套子,一狠心塞进了小七儿的嘴里,使尽全身的劲儿把孩子捂在怀里……

鬼子走远了,孩子已经浑身冰凉。

1945年9月,抗战胜利的喜讯传进了山里,邓妈妈也得知了爷儿五个牺牲的消息。坚强的邓妈妈心一横,把惟一的儿子小六儿也送上了部队,让他继续跟着共产党。一年后,小六儿也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

21世纪,我们山里又出了一位李连芝妈妈。2002年秋天,李妈妈领着惟一的儿子张虎报名参军。李妈妈说:“咱山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国家每月还给咱山区的老百姓发补贴,儿子养这么大了不去当兵,对得起咱国家吗?”

2003年11月3日,湖南衡阳大火,18岁的张虎在转移群众、抢救财物时,大厦突然倒塌,张虎和其他武警消防官兵一起淹没在了火海之中……

张虎的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运回北京。县领导问李妈妈有什么要求——“您就让我闺女去接她哥哥的班儿吧……”

3、我为村民致富忙

宣讲员:李书国,55岁,中共党员,大兴区榆垡镇刘家铺村党支部书记,荣获2010年北京市“群众心目中的好党员”。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主人公

刘家铺村位于北京的最南边,再迈一步就到河北省固安了。别看我们离北京城里远,我们可是远近闻名的果树专业村。

2001年,政府出台了补贴政策,把品种不好的梨树全部嫁接换成了丰水梨和黄金梨,让我们村搭上了致富快车。

以村党支部为主体,我们组建了刘家铺村果树协会,大伙推选我当会长。协会帮助村民购买生产资料、请专家教技术、联系销售渠道,为村民提供一条龙服务。

2003年,嫁接的丰水梨和黄金梨开始结梨了,一斤卖到了一块三四,大伙儿甭提多高兴了。

转过年来,果农们提出,套梨用的果袋太贵。我们村每年需要大小果袋1000多万个,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儿!我们几个一合计,去山东,争取厂价直销。村里没钱,我就求一个朋友开他自己的车拉我们去了山东。谈判成功,一年下来就为全村果农节省了20多万。

嫁接后的果树要人工授粉,我坐了6个小时的长途车到河北青县,为大伙儿买回了80台授粉机。回到村里一报账,会计问:“就住20块钱一宿的小旅馆,您也不怕招一身虱子?”

现在,我们村的黄金梨最高亩产值达到了9000元,收入超过10万元的果农有20多户。我们村成了榆垡镇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村民富,村委会可不富。我们几个人还是骑着自己的电动自行车。有人开玩笑说:什么时代了,还骑个破电动自行车,丢不丢人?我说:只要老百姓认可,只要乡亲们能富,就是骑驴也不丢人!

4、天山儿女的心紧连共产党

宣讲员:努尔比耶·克里木(维吾尔族),20岁,中共党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学生。2006年至2010年就读于昌平二中内地新疆高中班,被评为“昌平区优秀团员标兵”、“优秀内高班学生”等。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主人公

我是一个维吾尔族姑娘,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大一学生。

2006年,我从新疆库尔勒来到昌平二中。那天,走进校园时已是深夜,没想到,桌上早就摆好了可口的饭菜,班主任老师叫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我的好朋友阿依先古丽,家在农村。她跟我说:要不是上了新疆班,她可能已经嫁人了。到北京上学不久,她妈妈进入尿毒症晚期,后来就去世了,听到噩耗,阿依先古丽几次哭晕了过去。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父亲把阿依先古丽送回学校。班主任和我们几个好朋友早早地等在校门口迎接。班主任流着泪连声答应她父亲:“您就放心吧!我们都是她的亲人,这里就是她的家。”从那以后,班主任每月都从工资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阿依先古丽,还常利用业余时间给她补课。后来,阿依先古丽终于考上了重点大学。

新疆班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连英语ABC都不会写。教英语的赵老师就一对一地为我们补课,一年后,我们预科班的学生在全年级英语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

我知道那些给我帮助、让我感动的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共产党员。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2010年3月16日,在我年满18岁的时候,我和12名新疆班的同学一起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我们这些天山儿女的心和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5、让出生之希望的白衣天使

宣讲员:于晓姝,30岁,中共党员,市卫生局党校职工。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故事的亲闻者

2006年6月24日,为纪念在抗击“非典”中牺牲的白衣烈士,“救死扶伤”纪念坛在北京市卫生局党校的半山坡上落成了。一次特殊的讲解,让我永生难忘。

那一天,当我气喘吁吁地登上纪念坛的时候,一位中年男子正面对着烈士雕像呆呆地看着。当我讲到武警北京总队医院的主治医师李晓红事迹的时候,他泪流满面。我停下来,给他递了张纸巾。

“没事儿,你刚刚讲的李晓红是我的妻子。”这位男子是李晓红的爱人,他向我讲述了李晓红的故事。

李晓红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是那年牺牲的9位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年仅28岁。申请休假的报告已经批准,当听说分管的病人有可能被病毒感染,怀有身孕的她立刻坚持上班了。“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当逃兵呢!”再三劝她休假,她却说:“我和这个病人已经密切接触了,还是让其他同志回避,让我留下来吧!”

就这样,她一直战斗在临床一线,由于过于疲劳,不幸被病毒感染了。

“我年轻,能挺住。先把重症病人转走吧!”就这样,她先后三次把转院治疗的名额让给了其他患者。

病情渐渐恶化后,已经说不出话的李晓红,在纸上留言给医生,请求在她身上试验新药。生命离去的前一天,她强撑着写下了上千字自己关于病情的体验和分析。这个珍贵的治疗方案,为挽救患者的生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心在颤抖,很疼很疼。我知道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是为了祖国和人民可以牺牲一切、甚至是生命的信仰!

此刻,我想对天上的晓红说:你不会孤单,因为我们会延续你的大爱和坚强,会传承你“救死扶伤”的执着和理想!

6、从逃荒孩子到“中关村第一代”

宣讲员:纪世瀛,69岁,6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与陈春先等人共同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北京市应用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企业管理学院院长。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主人公

31年来我一直坚持在中关村创业,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如今,我已经快70岁了,回顾自己的一生,可谓历尽磨难,但每一次都是党帮我闯过了难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解放前,我出生在北京昌平九里山下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四岁随父母逃荒到了张家口。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家乡,我才回到了北京老家。1962年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如果没有共产党,一个差点饿死的逃荒孩子,怎么可能登上中国最高的科学殿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大幕。1980年10月,我和陈春先等人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民办民营”这个新生事物很快遭到了质疑和非难,又是党把我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中央肯定了服务部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我们激动得在心底一遍遍呼喊:“英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党的十六大开幕的当天夜里,听说民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了,我一夜没睡,写了一份长达25页的入党申请书。62岁那年,我终于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时候,我心里一直重复着这样一句话:一辈子坚定不移跟党走。

可是就在2006年7月,我被诊断为“胰头癌”,医生判断最多只能活八个月。病危期间,党和政府特派了专家组为我会诊治疗。我终于战胜了病魔,从黄泉路口回来了!五年了,我不但没有倒下,还创办了北京企业管理学院,至今战斗在中关村的第一线。

7、师生三代无悔回国报效

宣讲员:梅品超,43岁,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故事的亲闻者、主人公

3年前,我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回到了祖国。我的老师、我老师的老师,他们当年都做过同样的选择。

我老师叫沈岩,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医学分子遗传学家。老师的老师叫吴冠芸,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中国开创产前基因诊断的第一人。

抗日战争时期,13岁的吴教授在杭州的难民所躲过一劫。少年时的记忆,让她幼小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我要为国家富强而奋斗。18岁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她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人,很快就成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同学都出国了,她和丈夫留在了祖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80年代,吴冠芸教授的实验室里来了一位28岁的刷试管工人——我的老师沈岩。1990年,沈岩去法国深造。“你到国外多学点知识,学完一定要回来。”临走前吴老师嘱咐他。

3年后,沈岩准备回国了。导师孟德尔博士挽留他:“在这里你的薪水可以买别墅、买雪铁龙。”

“不,您说的不对!北京有我的父母妻儿,有我的老师,有我的研究所。我爱我的祖国!只有在那儿,才有我的舞台!”沈岩说。

2007年,我在阔别祖国7年后第一次回来探亲。一下飞机,我就被北京巨大的变化震惊了,是我走过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感觉: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根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

我没什么可犹豫的,返回美国以后我立即递交了辞呈,带着满满的思乡情、报国志,我回家了!

8、一心一意跟党走

宣讲员:曾昭日(香港籍),49岁,北京日昌麟记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1986年从香港来京从事餐饮行业管理工作,1996年开始在京创业,至今开办了5家连锁餐饮企业。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主人公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大家别看我今天在北京做老板,过去在香港,我就是个二等公民。别的不说,香港人要是在国外遇到什么困难,英国政府从来就没管过我们。北京,却从来没把我当外人。

1986年,我来北京之前,很多朋友都不支持,担心会出事。可当我一下飞机,办理入境手续的海关人员一句话,就让我放心了:“您是香港回来的?欢迎来北京!”多亲切的话,这是我在香港生活20多年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温暖!

1997年7月1日,我在北京观看了香港回归的现场直播。一个北京朋友抱着我说:“欢迎回家啊!”那一刻我眼睛湿润了。我有家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

我在北京生活已经20多年了,从一个香港的西餐厨子到拥有5家连锁企业、几百员工的老板,还当了北京的姑爷,处处享受着北京的关照。

记得第三家分店即将开业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拆迁通知。我好不容易把开业手续全办齐,又花了好几个月装修和招工,眼看就要开业。先别说投资,几十个已经跟我签了合同的员工怎么办?绝望时,区负责人听说了我的困难,主动找到我,同意再安排一个更合适的地方让我继续经营:“你是香港同胞,祖国欢迎你们回来创业。放心吧,有党,有政府呢!”平安大街上的这个新店址,如今已是我的旗舰店。

来北京那么多年,我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到拥有自己的事业。今后,我会更加努力把企业搞好,并一心一意地爱祖国、跟党走!

9、 用爱为下一代传递希望

宣讲员:袁天天,27岁,中共党员,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团委书记。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故事的亲闻者

我们学校有这样一位老师:调皮贪玩的孩子经过她的教诲都能变得彬彬有礼,基础差、自信弱的学生在她的班里都能够成长进步。她,就是共产党员权福苗。

权老师有一张特制的图表,表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在校表现、学习知识技能等情况。学生张龙的表上是这样写的:“张龙,性格内向,但是动手能力较好,稳重踏实。目前为其定位适合的岗位是某部机关楼宇管理员。培养目标:高一上学期担任专业课代表;高一下学期在区技能大赛上获奖,高二在市级技能大赛上获奖……”

张龙是一个来自延庆山区的孩子,腼腆内向,连在走廊里向老师问声好,都会害羞地盯着自己的鞋尖,这样的学生能够达到权老师的培养目标吗?

今年4月,我在走廊遇到了张龙,他很大方地跟我打招呼:“老师您好!您回来了,在外学习一切都好吧?”这几句话让我愣了半天。我问他:“你现在怎么样,学习忙吗?”他兴奋地说:“老师,我现在可忙了,要准备参加全国技能大赛了。”他的话再次让我愣住了。

从张龙的博客上,我找到了答案。

张龙入学后,权老师让他担任了电子课代表,从小到大第一次当班干部,张龙上进心更强了。张龙家在山区,来回一趟路费就要50多块,权老师帮助他申请了周末在校住宿,还鼓励他参加校电子技术竞赛,结果张龙拿了第一名!紧接着,在区级电子技术竞赛中,他又获得了一等奖!

权老师常说:“老师对学生的爱就是责任,就是不抛弃、不放弃!”

10、山窝窝飞出不朽的歌

宣讲员:李洋,28岁,房山区堂上村村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创作地纪念馆义务讲解员。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故事的亲闻者

我爷爷是当年最早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的儿童团员,也是这首歌曲诞生的历史见证人。

1943年9月,晋察冀边区剧社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宣传抗日,19岁的曹火星被派到了房山区的堂上村,白天搞宣传,晚上忙创作。

一天,曹火星让我爷爷召集村里所有的儿童团员,说要教唱他新创作的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怎么这么耳熟啊,那曲子不就是当地民歌“霸王鞭”吗!我爷爷觉得歌词写得特别好:“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这些都是根据地老百姓的心里话呀!

打那以后,儿童团员站岗放哨,劈柴放羊,嘴里老是哼哼这首歌。一传十、十传百,这首歌一下子在平西就传开了。后来,毛主席还亲自给它加了个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94年,曹火星回到堂上村。他和我爷爷老哥俩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曹火星说:“当年写歌的地方,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爷爷呢,一直跟在他的身旁,嘴里边不停唠叨着村里这些年的变化:“火星啊,你知道吗?当年你那家的房东,家里的孩子都到国外留学去了。解放前,村儿里出不了一个大学生,现在可好啦,都出 ‘洋学生’了。那时候,十几岁的孩子穷得没衣服穿,可你瞧瞧,我们现在吃的、穿的、住的,啥都不缺了。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呀!”

2001年6月27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创作地纪念雕塑揭幕。现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创作地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我爷爷啊,也当上了义务讲解员啦。

11、千里送款:一分钱不少,一个人不落

宣讲员:唐晶,24岁,中共党员,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故事的亲闻者,主人公的同事

这是一个法院为22位四川籍农民工追讨血汗钱的故事。

几年前,门头沟一家煤矿因为污染严重被责令关闭。在那里打工的22名四川籍农民工一看没拿到工钱,顿时就急了,一纸诉状告到法院。皱巴巴的起诉书上,歪歪扭扭地写着:“青天大老爷,一定得给我们做主啊!”

不久,案子判了,农民工赢了,可煤矿因财产不足,工资款只能先给一部分。22名农民工的心里很不痛快。他们找到女执行法官王淑霞:“王法官,我们决定回老家了,知道法院尽力了,我们认了。”望着他们带着遗憾离去的背影,王法官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煤矿欠农民工的工资给追回来!”

转眼到了2009年,经过法院的不懈努力,案款终于要回来了,但如何发款又成了一个新难题。按照司法规定,当事人需要在卷宗上签字,可22位农民工的工资款最多的一笔三千多块钱,最少的才三百多块钱,如果让远在四川的农民工来京领款,有的连往返路费都不够。而且绝大多数人的电话都变了,根本联系不上。

院党组决定:送款,22个农民工一个也不能落!

从北京到成都两个多小时的空中飞行,从成都到射洪6个多小时的崎岖山路,再从重庆到奉节26个小时的水路,王法官带着书记员和法警拖着装满22本卷宗的箱子跋山涉水,连续赶路,几天几夜都没合眼。那段时间他们光是联系派出所、村委会的电话就打了上百个。

经过三千多公里的艰难跋涉,王法官他们终于找到了分散在四川、重庆6个县11个村的22名农民工,并把钱亲手送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手中。

12、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

宣讲员:汪涓,35岁,中共党员,北京市残疾人体育训练职业培训中心职工。共获得国际、国内残疾人体育比赛金牌31枚、银牌12枚、铜牌8枚,曾九次打破世界纪录。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主人公

老人们总说,像我这样只有一条腿的人,如果是在旧社会,能活下来就不容易,生活更是非常非常地艰难。可是现在的我,不仅上了大学,而且在机关工作,还参加了40多次国际、国内残疾人体育比赛,共获得30多枚金牌,9次打破世界纪录,为国家、为北京赢得了荣誉。

1988年10月15日,一场车祸改变了我的命运。那年,我刚满13岁。进入残疾人职业高中后,我走出生活的阴影,变得坚强起来。

1994年,第六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国家组建参赛队伍,我被选入轮椅击剑队参训,那时距离开赛只有40多天。虽然我从不知道击剑是什么,可是我决心用我最大的努力回报国家给我的机遇。那一年的夏天出奇的热,训练时需要穿上击剑服和厚厚的防护服。60多岁的老教练为了指导我,也要穿上翻毛牛皮教练服。一堂训练课下来,我们两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在第六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上,我获得了女子重剑冠军、花剑亚军的好成绩。

备战2008年北京残奥会前夕,由于跳远训练时,长时间用假肢起跳,我腿部残端出现坏死,每次起跳都钻心的疼。医生警告我,如果再用假肢起跳,很可能被再次截肢!我的教练多次劝我放弃。可我想,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是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盛事,我决不能放弃,为了不辜负国家多年的培养,我毅然回到训练场,咬紧牙关,继续训练。

在残奥会跳远比赛中,我忍着剧痛,拼尽全力,以5厘米之差,获得了第四名,这已经是我最好的成绩。在百米比赛中,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13、政府埋单:大杂院变身“幸福小院”

宣讲员:孙华,55岁,东城区东四街道社区居民。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故事的亲闻者

“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是形容老北京四合院里“住家儿”的生活情景。我家就住在东四四条一个四合院,亲眼见证小院从破败不堪到修缮一新。是危改,让这个四合院又“活了”起来;是党和政府的关怀,让我们有了温暖的新家!

早些年,随着北京城的人口越来越多,四合院越来越窄,加上搭小厨房的、搭煤棚子的,挺宽敞的院子就变成了长长一条儿,要是两个人走个对脸,那都得侧着身儿过,感觉就一个字,挤!

压根儿没想到的是,2008年初,房管所几个人在院子里进行了一番勘察——政府要对这一片的危房进行改造。老房子要翻修,钱得花海了去了!人家六个字就打消了我们的担心:不花钱,国家掏!

嗨,这天上馅饼就真掉我们头上了。

修房师傅对照着图纸,精心测量。那架势,嘿,靠谱!房子修完,还是老北京四合院的味儿。

三个月后,我再进院子,差点都不认识了。和我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李姐跟我说:“我结婚的时候都没住上新房,没想到老了倒住上新房了!”

后来我才知道,政府这次危改花了大力气了。东四平房保护区是北京市确定的第一批平房保护区。2003年“煤改电”, 417间民房按照明清房屋的规格进行了修缮,一水儿的青砖青瓦呀;2007年后,130个小院、800多户的平房得到了修缮。现在住平房,跟住楼房没什么两样了。

清晨,笼子里的鸟儿叽叽喳喳,海棠花飘着清香,小院儿可是真美。我最想说:“衷心的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幸福生活!”

文字整理:童曙泉 侯莎莎 贾晓燕 骆倩雯

[责任编辑:PN005] 标签:1986年 1980年 小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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