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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国强在重庆期间提出干部团结“八字方针”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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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国强当年在鲁化的老工友、后来的山东省化工厅厅长、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裴秀堂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了他在鲁南化肥厂那段岁月。”   在重庆期间,贺国强在努力搞好“班子团结”的同时,明显感觉到,这个刚刚升格的内陆直辖市的干部思维的开放程度远不及广东、上海等沿海城市。

原标题:贺国强在重庆期间提出干部团结“八字方针”

引言: 1999年,重庆干部队伍间出现隔阂,人心浮动,干部间的团结问题亟待解决。当年6月,正在参加“三讲”教育活动的福建省省长贺国强接到中组部打来的电话。第二天,贺国强便赶赴重庆,“临危受命”,出任这个直辖刚刚两年的城市的“一把手”。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令全市呈现出‘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可喜局面。经历“薄王事件”后的2012年6月,重庆第四次党代会上,贺国强导的心齐、气顺、风正、劲足“八字方针”被重申。

工程师生涯造就严谨性格

1967年,24岁的贺国强正式来到鲁南化肥厂工作。当贺国强被分配到这个位于山东滕县境内偏僻山沟里的化肥厂时,眼前还是一片荒芜的平地。在接下来的14年里,贺国强参与了鲁南化肥厂从设计到施工,到投产,直至成为“全国化工系统先进企业”的全过程,他的职务也从工人到值班长,到车间主任,最后成为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

贺国强当年在鲁化的老工友、后来的山东省化工厅厅长、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裴秀堂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了他在鲁南化肥厂那段岁月。

当时,合成塔装催化剂是一个又苦又脏又危险的活,人要从直径50厘米的观察孔钻进去。贺国强找来铁丝或草绳,把衣服拦腰一扎,总是第一个钻到塔内;卸催化剂同样艰苦,炉内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有时甚至能将牛皮鞋底烫穿,有一次为观察催化剂在塔内的工作状态,贺国强钻进塔底,整个人都被红色的催化剂粉尘“淹没”,出塔时俨然一个红脸“关公”。

1975年,化工部在鲁南化肥厂开展全国合成氨厂净化工艺攻关会战,贺国强作为攻关小组的主要成员,和工友们经常几天几夜不下火线,困了就枕着砖头在地上睡一会儿。整个攻关过程中,仅在一些主要革新项目上就测定了近20万个数据,积累了100多万字的净化攻关技术资料。

从那时起,贺国强就形成了严谨的工作习惯。他有一个命名为《净化点滴》的笔记本,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总要随身携带,上边详细记录了车间每一天的生产、消耗、产量等数据。在鲁化的14个年头里,这样的笔记本积累了二十多个。

多年后执掌中共人事,贺国强依然严谨异常,凡事既有长远计划,又有短期安排,诸事皆有条不紊,行事精准如工程师:不论是在中组部还是中纪委,每年贺国强都会召开三次务虚会。这三次会议即可精确确定全年工作主要任务,并分解落实到责任人,且最终几乎都能按照计划的时间表完成。大批“中管干部”的资料则像是在工厂期间一样,被贺国强和他的下属记录在卡片等不同载体上,分类、细致管理。

提起净化技术攻关,裴秀堂自豪地说,在当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背景下,“鲁化的技术突破性地解决了内地11套同类型化肥厂共同面临的技术难题,为保证中型化肥厂的稳定运行提供了条件。其中,两项科技攻关成果还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这对于当时尚无大型化肥厂、化肥仍需大量进口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所以化工部非常高兴。”“在整个过程中,贺国强既是组织者又是实施者,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裴秀堂回忆,当时因为工作太忙,他的夫妻感情受到影响,“天天吵架,都不想在一块儿过了”。后来贺国强来到裴家为两人调解矛盾。第一次,谁也不认错。第二次,仍然没有效果。第三次的情形让裴秀堂记忆犹新:讲话从不打草稿的贺国强提前在火柴盒上工工整整地列了几条提纲。当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当裴秀堂看到疲惫不堪的贺国强双手捧着火柴盒一条一条地为他们分析利弊时,一下子被感动了,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他的爱人随后也承认了错误。裴秀堂称,从那以后,小两口的感情慢慢好了起来。

1980年,贺国强从鲁南化肥厂副长厂调任山东省化工厅调度室主任。此后仕途坦荡,1982年任山东省化工厅副厅长,1984年任山东省化工厅厅长,1986年晋升为山东省委常委,1987年兼任济南市委书记。

在济南工作期间,贺国强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他每天步行上下班,夫人张秀玲上下班挤公交车。一位老同学去拜访他时,看到他正拿着烧红的火钳在为孩子修补塑料凉鞋。

贺国强的母亲到济南看他,在为他整理衣物时发现一件花衬衣,那是贺中学期间唯一的时尚,母亲没有想到,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件衣服仍被他保存在箱子里。

台海危机后争取台、侨商
 

1991年,贺国强调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当时部长是顾秀莲,贺运用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为顾做了五年多的助手。此后的1996年10月,贺国强从化工部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刚刚经历了1996年台海危机的福建,承担着恢复对台经济交往的重任,而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局面雪上加霜。

为了稳定外商在闽投资的信心,贺国强提出,必须下大力气办好已经建成的外资企业,特别是港台侨资企业。根据贺国强意见,当时,福建省列出了一个120多家企业的名单,逐一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

印尼著名侨领、祖籍福建的林绍良先生当时在印尼各地的银行及公司的现金与财产被大肆抢劫,其私人宅邸也被放火焚烧了,可谓是雪上加霜。他在美国急得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贺国强得知后,以福建省省长的名义给躺在病床上的林绍良打去电话,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只要把身体搞好了,企业可以重建,财产可以恢复。”贺国强的问候增强了林绍良在闽投资的信心。

“那段时间,他除了开会、下基层,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会见台商、侨商和外商。”贺当时的身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台湾企业家王永庆原拟在厦门投资建大型石化基地,后因故未实现,转而在漳州投资30亿美元修建漳州后石发电厂,电厂的总装机容量为360万千瓦,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发电厂,也是大陆规模最大的台湾资本建设项目。贺国强在省长任内,多次会见王永庆先生及其亲属、同事,多次考察并协调解决后石发电厂的困难。

对于贺国强来说,“开放”是他一贯的理念。贺在济南工作时就非常重视对外开放,为了争取将济南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贺数次奔波于北京和济南之间,有时为了能向相关领导汇报工作,甚至顾不上吃饭,连夜赶路。

贺国强在福建工作不到三年,但他做了不少打基础的工作。1996年,贺国强去福建时,福建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所以他大力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福建修的第一段高速公路,从泉州到厦门,叫泉厦线,就是他任上完成的,改变了福建交通史上高速公路为零的历史。

此外,当时的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也就是现在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雏形。“当时叫繁荣带,没叫做区,发展成了现在的经济区。”

临危受命空降重庆

1999年6月,贺国强调任重庆之前的几天,福建省委、省政府正在搞“三讲”教育活动。

当时在办公室值班的一位秘书,忙里偷闲去理发。刚开始洗头,满头泡沫,就接到省政府值班室电话,说中组部找贺省长。秘书只得马上叫理发师把头发冲洗干净,通知贺国强给中组部干部局局长回电话。

这个电话就是通知贺国强到重庆赴任。第二天,贺国强去了重庆。

图:2002年9月23日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考察重庆大学和大学生共进午餐

贺国强此次履新,实为“临危受命”。当他作为“一把手”主政这个1997年新成立的直辖市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颇为复杂而尴尬的局面:欠发达的大城市、较落后的大农村并存,“东北现象”与“西部现象”叠加,再加上百万库区大移民,经济社会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干部队伍的团结问题亟待解决,人心浮动,成为“中央关心、老百姓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何解决干部队伍的团结问题,是贺国强面对的第一道难题,全市上下也都在观望。为了弥合裂缝,增进团结,贺国强提出了“两稳定、一改进”的方针——稳定既有工作思路,稳定干部队伍,改进工作作风。这样一来,“就等于给所有干部都吃下了定心丸。”

1999年6月30日,贺国强在重庆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8周年大会上说:“搞好重庆的各项工作,非常关键的就是坚定不移地高举团结的旗帜。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新的生产力。”他还特别强调,“班长”要与班子成员多沟通、多交流、多商量,班子其他成员要支持“班长”的工作。

在此背景下,贺国强如何处理与他一同上任的市长包叙定之间的关系,也更让当地干部关注。“他们两个之间可以说是相互尊重。”贺在重庆时的一位工作人员举例说,当时重庆干部住房条件很差,贺国强和包叙定都住了大半年招待所,后来修整了两套宿舍,一处位置高、条件相对好;另一处位置低、面积小、条件相对差一些。在分配宿舍时,包叙定说:“你是书记,你住上面。”而贺国强说:“你年长,是老大哥,你住上面。”贺国强最终把那套条件好一些的宿舍让给了市长包叙定。

“团结问题在重庆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全市初步呈现出‘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可喜局面。每个常委班子成员真正做到‘相互补台不拆台,你遗下的我拾起来’。在一个班子里,相互拆台,一起垮台;相互补台,好戏连台。”这是2002年6月5日贺国强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的讲话中说的。4个月后,他便调任中组部部长。

2012年6月18日,在重庆的第四次党代会上,贺国强在重庆期间倡导的心齐、气顺、风正、劲足“八字方针”被重申。此时距2002年贺国强从重庆调往北京已将近十年。

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坚决防止‘家长制’‘一言堂’。坚决防止搞‘小圈子’、凭个人好恶用人。班子成员要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继续营造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氛围。”

在重庆期间,贺国强在努力搞好“班子团结”的同时,明显感觉到,这个刚刚升格的内陆直辖市的干部思维的开放程度远不及广东、上海等沿海城市。

于是,他决定对全市所有区县党政正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分四批到深圳和香港轮训,面向全国及海外留学人员公开选拔了19名副厅局级领导干部,随后又拿出255个市级部门处级岗位面向全国公开招考。这些举措,不仅对改变重庆官员的山地封闭意识起到作用,亦为贺日后在中组部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积累了经验。

2002年10月24日,执掌重庆三年多的贺国强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多位贺国强曾经的下属认为,贺此前各个阶段作为领导者表现出宽广的胸襟、高超的沟通和团结人的能力,是其能获此重任的重要原因。此时,曾经的光脚少年逐步成长为“团结大师”,最终走进中南海,成为中共的人事“大管家”。

全文详见《凤凰周刊》第494期文章《光脚少年如何走进中南海:贺国强成长记》

文/《凤凰周刊》记者/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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