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想写一篇回忆周总理的文章，总觉得这是我必须做的一件事。半个世纪前，我与他第一次会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一幕；50年代中期，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接触他的机会就更多了，我的许多笔记本里详细记载着他的教诲和活动，他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风，至今一直激励着我。在1976年初那举国悲恸的寒冷日子里，我常常独坐灯下，心绪黯然地翻看那些笔记本，追思他那熟悉的身影和光彩照人的一生。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把我所敬仰和了解的恩来同志写出来。如今终于有条件可以从容地理一理思绪，以偿夙愿了。

记得国外曾有人做过这样的评论，新中国的设计师是毛泽东，而一砖一石地把设计变成现实的建筑师是周恩来。虽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事情往往很难理解得清楚，但这样来评价周总理在建国以后所起的作用，还是很确切的。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曾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绘制了总蓝图。而要将这一蓝图付诸实施，则需要做大量的具体、细致而繁重的组织工作。是周恩来同志和他的战友们肩负了这副重担。恩来同志以他对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极端忠诚和负责的精神，以他过人的才智和杰出的领导艺术，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忠实地履行着他的使命。要使一个蓝图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是很困难的，即便是一个具体的建设项目，在执行过程中也经常要对原设计方案进行修改，更何况涉及国计民生的国家发展蓝图呢！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恩来同志在组织实施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的过程中，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以他的胆识和创造性，做了大量因势利导、扶正纠偏的工作。这是周总理最突出的功绩。也有这种情况，某个时期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脱离了客观实际，造成异常困难复杂局面的时候，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作为执行者虽无力从根本上扭转乾坤，但他能忍辱负重，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威望，千方百计地弥补失误，尽最大可能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少受损失；而对那些乘机兴风作浪的阴谋家、野心家们，他则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地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以他的高风亮节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砥柱中流。

回首往事，在人民共和国初建的那四分之一多世纪里，能有这样一位好总理，不能不说是我们党的幸事！是年轻共和国的幸事！是全国人民的幸事！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全党的尊重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总理，作为一个不谋任何私利，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的好总理，他是垂名青史，彪炳千秋的！

一

我初次见到恩来同志，是1938年初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此前，我在东北军中做党的地下工作，曾随军开赴上海前线，参加了“淞沪会战”。“淞沪会战”失败后，我所在的师伤亡惨重，在辗转撤到河南信阳时，我决定到武汉找党。一到武汉，我就给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份报告，叙述了我经历的“淞沪战役”经过，目睹的国民党军队指挥混乱、仓皇溃退的情况，着重反映了有大量武器被丢弃，建议通知地方党组织设法收集起来，武装抗日游击队，以免落入敌顽手中。并提出要见见办事处负责同志，面报我的一些想法。不久，即接到约我去谈话的通知，办事处负责人李涛同志接待了我。他说:“你写的报告，我们收到了，恩来同志也看了，很感兴趣，我们约你今天来详细谈谈！”

我听说恩来同志也看了我的报告，心里很高兴。对周副主席，我景仰已久，今天能不能在这里见到他呢？我企盼着，但没有把握。我坐了下来，向李涛同志汇报。当我们正谈得热火时，恩来同志走了进来。因为我曾在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他。没等李涛同志介绍，我立即站了起来，向他行了一个军礼。恩来同志说:“你就是谷牧啊！”我说:“是！”他握住我的手，既没有叫我坐下，自己也没有坐下，大家都站着谈了一番话--

“你和李涛同志谈得怎么样啊？”他问。

“我们谈得很好，还没有谈完。”我说。

“继续谈吧！李涛同志大概已给你讲了，我们看了你的报告，觉得很有参考价值。至于你提出的要到延安去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但你不要着急。听说你现在住在一家旅馆里，不太方便，还是让李涛同志给你安排一个住处，找一批书给你看看。几个月没有看到党的文件了吧？”

“是的！”我回答。

“先看看文件，然后再谈你去延安还是继续留在敌后工作的问题。”

“周副主席！我真想去延安学习。”

恩来同志停顿了一会儿，用那双睿智的眼睛看了看我，接着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过，据我看，可能是敌后工作更需要你！”说完，他让我和李涛同志继续谈，有事离开了。

当天，我就被李涛同志接到一个地方住下，认真阅读他送来的一批文件和书籍。几天后，我即得到通知，到驻在苏北新浦的东北军万毅同志那里，继续搞敌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