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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我不可能主张钓鱼岛是中国的 但要温和表达

2012年06月18日 10:06
来源:中国江苏网 作者: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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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勾引啊”

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加藤接到一个民族问题智囊机构的会议邀请。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篇《中国民族政策的下一步》发表在FT中文网上。

“我说领导,其实,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落脚点是很清楚的,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里把‘民族’两个字去掉,不能是别的,绝对是对的!”在被问到“如果是你怎么办”时,加藤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一定相信我,没错的。”

“你看哪一个国家是最像贵国的,哪一个国家是你们最希望成为的?毫无疑问,美国嘛。美国难道没有民族问题吗?他们的问题比贵国严重多了,贵国绝对不是个另类啊。人家怎么搞的?你不管是外地人外国人还是外星人,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权利但要承担同样的义务,这才是平等公平的民族政策。美国做到了,贵国为什么做不到?

“现在民族问题来源在哪里?汉族对少数民族不满,因为他们从小享受特权,考试加分;少数民族也不满,他们不会汉语,找不到工作。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不管是什么民族,他的起点应该是平等的,取消掉那些特权,让他们学普通话。在身份证上去掉‘民族’,不要把民族等同于身份,它不过是个户口的东西,去掉它。”

与会者点点头:“这个问题,动起来会涉及到方方面面……”话音未落,加藤已经起身开始收拾文件。“抱歉领导,我有点事,得先走了!”

他承认自己是故意的。“人家是部长级的干部,我在他听到最高潮的时候走掉,很少有人会在他面前这样吧?他会觉得这个人很不一样,很牛逼啊!他赶紧上来拉住我要手机号,我知道这样肯定会有下次的。”

我开玩笑说,这是在勾引。他摆出一副无辜样子,“我没勾引啊……那我跟你说,我是个外国人,人家地位比我高,什么都比我大,那我靠什么?我只能靠我的逻辑,我的素材,甚至是对场地的支配——你必须让他觉得这个人有魅力!你不能光靠逻辑,中国现在好的观点太多啦,但是你给他制造一种失落感,那就不一样了。”

2012年1月,《学习时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的《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文中写道: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入乡随俗

对于想要认识的人,加藤的古怪招数还有很多。某人去厕所,加藤跟在后面——哎你好你好!会场里,某副部长衣服挂在椅子后面,他故意走过去把衣服碰掉,——啊,对不起对不起!——噢,加藤君!“这种事情很重要。”他说,“其实就是搭讪,但这需要魄力。细节决定成败啊。”我问他从哪学来的这套,他两眼一横:“没学过啊,哪里学?我觉得这方面我可能是有天赋的吧,天生就会这个。”

加藤喜欢中国的饭局,因为总能认识一些新的人,他们会给他带来一些行业内幕,这些都将是他下一次写作或演讲的素材。而中国人的热情也并非没有理由,一个来自日本的名人出现在饭局上,会让东道主感到“很有面子”。而他对热点问题的点评,又总是能精准地抓住人们的目光。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只有3件事:吵、闹、搞。”他喜欢用日本人中意的数字3来概括自己的见解,“我对中国的未来有3个判断:没有信仰的公民,没有共识的社会,没有蓝图的改革。”听众屏气凝神,饶有兴味地聆听他对时弊犀利的点评。这些观点算不上新鲜和高明,但一个外国人以流利的汉语和自信的口气说出来,多少总比那些普通话也讲不清楚的学究更具观赏性。

“西方记者经常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受中国人喜欢。”他洋洋得意,“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纽约时报》老说这毛病那毛病人家是不爱听的。你看中央的讲话——‘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要学会入乡随俗。”

加藤在公共场合的表达语态是保守的,听他在讲台上以一种过于流利的语速高谈阔论时(他少有语误,几乎不打磕巴),我有时会想起那些央视评论节目里谁也不想得罪的嘉宾。出于对中国政治的解读,《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是他每天必看的,显然受到了一些影响,以至于“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这类表达都能随手拈来。

“你说话很像长辈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演讲时,一位与他同龄的提问者委婉地调侃他。

长期关注他的同济大学学生周阳说,“加藤跟韩寒的区别,可能是前者说了50%而后者是70%,差的那20%可能是语气,或者是一些感性的东西。但就是这点差别给我的感觉是,加藤出于害怕而保留,但我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他则抱怨学生们没有仔细听。“不要放弃的是希望,不要忘记的是绝望。”他一字一顿,但台下反应冷淡。没有人为他这句苦心设计的警句鼓掌,这让他有点痛心,“因为他们不知道前途是绝望的。”

但在私下里,哪怕是演讲的互动环节,他就会放开很多。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提问中,学生们问到“十八大”和台湾问题,他很兴奋,甚至提到“两国两制,这就是事实”。“没人找我麻烦。”几天之后我问候他“别来无恙”,他表示毫无压力。“因为那是互动,别人问到我才说的啊。”他再次露出狡黠的微笑,“要是我在演讲中间提,那就死定了。”

“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在一次媒体人的聚会上,我听说FT中文网给加藤的专栏稿酬为每篇两万人民币。当我当面向他求证时,他颇有些愤愤然:“我告诉你,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每篇500元!”

FT中文网是加藤最重视的发言阵地,因为“会被中南海里的人看到”。“人脉就是这样扩大的。”他说,有些官员会因为在这里的文章而找到他。截至2012年6月7日,加藤在4年时间里共撰写文章168篇,算得上是这里最勤奋的作者之一。所涉话题从四川地震到薄熙来,从“左右派”到地沟油,不一而足。

加藤曾同时是《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的评论撰稿人。在中国的舆论分野里,这样的现象并不多见。有人直斥他“两边倒”,“左右投机”。但他表示自己既非左派亦非右派,“我认识很多人,但我不混任何圈子。我不排斥任何派,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2009年,《环球时报》筹划“60周年系列评论”。此时加藤已有了一定知名度,编辑部打通他的电话,想请他写第一篇,主题是“强调中共体制的优越性”。

说到此处,加藤诡谲地一笑。他委婉地表示能否做下调整,对方仍然坚持。经过协商,最终确定的标题叫“否定体制不是中国民意主流”。这个拗口的名字让他想了很久,后来发现他还是说错了两个字。

与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走得近成为加藤在日本国内被质疑“为中共代言”的主因。早年他回日本去电视台做节目,负责人很警惕地给他出了道题:“当代世界的主流是自由民主还是共产主义?”据说此题用以检测他是否“在红色中国被洗脑”。

“你不跟他们打交道怎么了解这个体制呢?”他反问,“我为什么要给《环球时报》写文章,因为他们会给我‘提供思路’,这些‘思路’往往能让我了解一些内幕。我会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他们就说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敏感时期,上级布置了一个任务……这样我就了解了。”

日本问题学者余一(化名)回忆加藤刚来中国时与他相见的情形。“我觉得他不同于普通日本年轻人,求知欲很旺盛,对社会有自己的见解。”他把加藤介绍给国内一家新闻杂志,“我一直对他很器重,相信他这样的年轻人,能为中日关系的好转做一些事。”

加藤其后的涉猎显然远远超出了余一的设想,他更有兴趣去谈论“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之类宏大问题。但加藤在中日两国的专栏里的一些表现,让余一对他感到失望。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加藤的日文文章呼吁“全体国民保卫钓鱼岛”,但在中文专栏里,措词则变成了“双方各有各的立场和说法”。

“他的立场作为日本人没有问题,”余一说,“但是一个以写作、演讲为部分生活来源的人,应以公正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能在日本说日本人爱听的话,来到中国,就说中国人爱听的。”

以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要求加藤显然有些苛刻。两年前接受我的采访时,加藤说他的理想是一名政治家。“你不能光讨好某一派。各种人的支持你都需要,这样才不会被人抛弃。”

“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复旦大学校内的咖啡馆,过往的女生抛来景仰和害羞的眼神,窝在沙发里的加藤不时抬眼观望,显然不愿错过与粉丝四目相对的机会。

他在学生中的号召力让人惊讶。在5月7日后的两周内,他在京沪两地的大学里开了5场讲座,场场爆满。两个南通的大学生,每周二坐两小时长途汽车来上海,只为听他在复旦新闻学院开的一节选修课。年轻人对偶像的崇拜让人心疼,很多被选中的提问者一脸幸福茫然地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问:你为什么这么成功……

在中国,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里恐怕没有几人能拥有如此人气。“印象深刻是这个人的感染力,”《环球时报》编辑谭福榕说,“跟他聊天你会感觉很大的气场,他指导了一切话题的走向。”媒体爱说他是“日本的韩寒”,他不喜欢。“我不跟任何人比较。”有朋友试图撮合他跟韩寒搞个对谈,他拒绝了。但访谈中聊到兴之所至,他也会说:“我比韩寒高啊,而且高很多呢!”

他的最新一本书叫《致困惑中的年轻人》。跟那些励志书一样,封面上的他玉树临风,志得意满。编辑的推荐语是:日本在华最具话语权专栏作家首部奋斗智慧书。加藤嘉一与你促膝深谈: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在讲座去程的出租车里,我从包里拿出一本《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他有些好奇地说:“呦,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本书呢。”我递过去,他连连摆手,那眼神就像见到丑陋的新生儿心生厌恶的父亲。“不用不用,我从来不看我的书。”

“最近我出了一本烂书。”在讲座中,这本书被当作奖品送给提问者。当他给学生们亮出样书时,他总这么说。观众席里出版公司的编辑就坐我旁边,冲我苦笑。

图书编辑跟我抱怨,加藤一个劲催他们推进促销活动。这表明他很关心销售情况,毕竟关系到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他在中国受欢迎程度的晴雨表。

“著作”并不是个让他愉快的话题,因为他觉得那些书都不够好。“最好的部分都被删掉了,比如谈论体制、民族,或者台湾、西藏。” 在过去5年里,他在内地共有7本书面世。但他最得意的那本《爱国贼》,反思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没有获准在大陆出版。“曾经协商过,他们让我把书名改成《爱国的准则》,我没同意。”

毫无疑问,他的新书会被摆到“励志·成功学”一类书架上,这一主题恰恰是他所不屑,至少他曾反对过。谈及此书,他纠结的表情隐晦地表达了对自己的不满意。

无论如何,加藤已经成为某种象征。每天,他都会收到很多邮件让他“滚回去”,当然也有不少求助的来信。年轻人向他倾诉成长中的苦恼,“加藤先生我要不要入党?”学生家长忧心忡忡地问:“我的孩子是不是该出国留学,像您一样?”或者“您觉得留学是去美国好,还是日本?”

“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成功人士,”加藤说,他认为在这些纯操作性的问题面前,中国家长束手无策,表明他们缺乏自信,而国内的教育环境则让他们丧失希望。“我知道他们很想让我说:‘对,应该留学,去美国。’只要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责任编辑:PN008] 标签:加藤 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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