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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我的公共外交“第一次”

2011年02月23日 11:10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李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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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到外交官乃至卸任,从第一次与外国人交往到第一次作为大使和外交部长与国内外民众交流,这些时期的公共外交经历和回忆都明证着:只要记住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公共外交就能学好做好,大有可为。

外交为民是执政为民的一部分,公共外交是整体外交的一部分。公共外交是面向公众、由公众参与、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外交工作。搞公共外交的人说话做事可能不需要像外交官那样有明确的授权、具体的目标,但也要像好的外交官那样说话实在易懂,做事通情达理。随着全球化和对外开放趋势不断发展,每个公民都可能在自觉、不自觉地做公共外交。这方面我有许多美好的记忆。  

学生时代的对外交往

第一次与外国人通信

那是50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正在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读书。一位加纳大学生给北大学生会来信,希望和中国学生建立联系,系里就嘱我回信。一来二往,我们便成了朋友,实乃国际笔友。他在信中叙述了加纳的美丽风光,独立之后的民族振奋等,我则向他介绍北大的爱国传统,以及我作为一个农家子弟考上大学的幸运等。许多年以后,我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还和加纳同行谈起此事,我也对曾任中国驻加纳大使的黄华老部长讲过早年的这一国际信件来往。他们都认为,这种交往为增进中非、中加人民友谊做了一点好事。

第一次见外国记者

我的第一次见记者,并不是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而是1960年在未名湖畔散步时的一次偶然相遇。一名法国记者,在北大结束正式采访后想随便再找个学生聊聊。他说,只占你一分钟,不耽误你学习:你怎么看待原子弹问题?

这是我平生接受的第一次采访。当时我还是很关注时事新闻的,天天在学校为学生设的报栏里读《人民日报》,也关心这类问题。一被问到,也就脱口而出:我们对原子弹问题第一是反对随便使用,第二是决不害怕。我当时专业课的老师是建国初期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周珊凤先生。她听说了此事,表扬我答得不错。

第一次向外国老师学习我在北大学习时的第一位美国老师有一个中美合璧的名字,叫叶马茜。她的丈夫是中国著名冶金专家、前全国人大常委,姓叶。她上课要求极严,教读英文“三”和“谢谢”这些词时,要求我们一定把舌头放在上下牙齿之间,再轻轻拉回。有人“偷工减料”一定会被她发现纠正。这些情景50年后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平时课后每隔一个晚上,她都会骑一辆很旧的自行车从中科院宿舍楼出发,到我班男生宿舍辅导。当时每个宿舍住7个男生,如用现在的标准,空气质量是很差的。叶老师从不嫌弃,她真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除了教英文,她还教做人,如叮嘱我们见了女士不问年龄,见了男士不问工资,用别人家的厕所要先征得同意并表示感谢。叶老师的丈夫去世后,她退休回到美国老家,而她的子女仍然在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一个儿子留在中国工作,一个女儿则在美国一所大学讲授鲁迅研究。我在联合国和美国工作期间,常找机会看望她,在做一些演讲时,叶老师的事迹也常被我当作中美友好佳话来谈,总会赢得掌声。

走出国门

第一次出国研究生毕业前一年,我被文化部借去,给一个民间代表团做翻译,这便有了我第一次出国的经历。当时,我们先后到了苏联、瑞士、英国、东德和西德。代表团团长是一位山东老乡,《大众日报》的创始人之一姜信之。代表团原本12人,但第一批出发的9位同志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领导鼓励我们幸存的三人加倍努力,完成全团任务。

当时,中苏论战还在发酵,苏联官方被我方定性为“修正主义”,但机会难得,冒着被批的风险,我向几位苏联老百姓表达了对列宁的敬意。在其他几国,我除了给团长做翻译、定餐、送洗衣服、付小费等,还抽空询问瑞士朋友为什么他们收入那么高,还那么节俭;向英国朋友询问他们对我的文学偶像莎士比亚、狄更斯等的看法;向德国朋友请教马克思、恩格斯、哥德、席勒、贝多芬、莱辛和海涅等的成就。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一直是一股力量。后来我作为外长访问德国汉堡时,当地一个老人合唱团用中文清唱中国国歌欢迎我,我极为感动,给他们讲了当年首次访德的收获和中方支持德国统一的立场。他们也很感动,说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中德人民有一千、一万条理由做朋友。

第一次做新闻官和签证官

1970年—1977年,我担任了驻肯尼亚大使馆职员、随员。严格地说,我当时还不是外交官,但根据安排,我第一次做了新闻和签证官。做新闻官最忙的事,是天天给肯尼亚的中小学生回信和寄送《中国建设》等英文杂志。有的孩子曾回信说他们更喜欢中国了。

当时中肯人员往来不多,做签证官并不忙。我只记得给应邀访华的肯尼亚乒乓球队和长跑运动员发签证。时间一久,在肯尼亚体育界,上至奥委会主席下至普通运动员(都是业余的),我都有了好多朋友。后来肯尼亚奥委会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而我也从中国体育界得到了“奖赏”:我曾得到了1959年首届全运会乒乓球男单冠军王传耀的球拍,另外,我还得到上海乒乓球队教练王传琪以及梁小牧、肖杰、邓亚萍、王楠、张怡宁等高手的指导,可惜我学得不怎么样。因为“文革”影响,中肯外交关系曾一度降为代办级,但应当说中肯体育交流为两国关系较快恢复到大使级还是发挥了不少作用。

第一次获得外国文学奖

和新闻相近的学科可能是文学。我学中文的梦想未能成真,只好业余写些短文短诗,其中一些不知什么时候被中外朋友译成英、日、吉尔吉斯和西班牙文等。出乎我意料,几年前以西班牙文为国语的智利给我颁发了智利总统聂鲁达文学奖。我读过聂鲁达的作品,参观过他的故居,知道他是中国大诗人艾青的朋友,而艾和聂都是公共外交大手笔之人。

我年轻时成绩最差的功课之一是美术,只喜欢读艺术史,虽不甚懂,但我十分尊重艺术家。去年我首次率一个画家团出访,代表团同老挝、柬埔寨等国的画家们友好交流,并向当地的美术学校捐赠教学用品,为睦邻关系做实事。其实,艺术和体育一样,都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也可以为我国外交事业做一些重要的贡献。

公共外交应当用好人文各领域的交往渠道。 

[责任编辑: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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