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琳:文明国家视野下的公共外交
2010年06月01日 11:04公共外交季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尽管我们并不同意书名的观点, 但该书论述的文明国家概念对中国公共外交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因此,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及其文明国家特性较为重要,而充分发挥公共外交这种作用的策略核心则在于中国应避免文化傲慢心理。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分别于2009年6月和11月在英国和美国一出版,就掀起了“中国风狂潮”。2009年12月,《纽约时报》特约书评撰稿人约瑟夫·卡恩(Joseph Kahn)和古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针对该书分别发表了两篇题为“巨龙的觉醒” (Waking Dragon )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将超过中国?”(Will the Dragon Swat Down the Eagle? )观点迥异的文章,更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论”新一轮的激烈辩论。2010年1月,该图书中文版在中国发售,迅速引发国内的争辩和反思。尽管我们并不同意书名所讲的“中国统治世界”,但该书从历史角度提出的“文明国家”概念,对中国公共外交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中国的文明国家特性

“文明国家”是贯通全书的核心主线,也是一个西方学者真正认真思考中国古老厚重的文明在现代世界有何意义和独特魅力的结果。在想象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时,中西必须面对一个难解的、不同的知识认知结构问题;要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去探寻答案,而非一味地遵从西方的认知结构。雅克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其次才是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有两个根本的特点:一是中国历史悠久,积淀颇深;二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也因此表现出了复杂的多样性。文明国家的特性决定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将必然与西方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发展不同,从而影响了中国的自身定位及其与世界的关系。

文明国家的特性和身份决定了中国的定位

中国的定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政治的本质,二是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豪感,这二者都深受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学说的熏陶和影响。从中国政治本质来说,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今,国家均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守护者,并被赋予权威性与合法性。国家是通过政府来治理和统治的,且政府最主要的任务和政治问题就是维护国家统一。因此,中国文明国家特性决定了中国政治强调统一、稳定和家长制,而非西方式分权制衡、自由与平等。

另一方面,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豪感。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历史,这是当今一般的民族国家所不能及的。中国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有强烈的自豪感,其根源并不在于近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历,而在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拥有的悠久历史。虽然中国近代充满屈辱、动荡和灾难的历史深深地打击了“天朝上国”的优越、自信心态,但悠久而古老的中华文明以及勤劳勇敢、百折不饶的民族精神是举世认可的。

文明国家的特性影响和决定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的兴起不仅在经济范畴影响世界,而且在文化层面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去影响世界。在经济规模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正在急速地撼动着100多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庞大的人口规模、广阔的国土面积以及传统的文化历史,使其在“现代性竞争”中发挥着开创者和驱动力作用,对新世界拥有日益强大的支配权。

但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既决定了中国将不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也决定了中国不会成为一个挑战甚至彻底改变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的国家。雅克明确地指出,近现代中国被迫适应和接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民族国家规范,但是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中国在历史上是东亚最强大的文明国家,历史上建立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几乎没有以武力手段去侵略和征服他国,迫使他国接受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更多的是周边国家慕名前来朝贡和学习。因此,以西方为范例、遵照民族国家和国际秩序的既定模式,尤其是西方历史上新兴国家兴起的实践,是不适用于中国的。自1978年以来,中国就一直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并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国不是挑战者,也无意颠覆既定的国际秩序。在处理与周边邻国关系上,中国强调“互惠、互信、互利、合作、共赢”;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尤其是美国的关系时,中国强调增进政治互信,加强经济战略合作对话以及在全球性问题上开展广泛的合作;在同非洲国家交往时,中国与非洲是“天然的同盟伙伴关系”,强调双方的政治合作、经济共赢,不断深化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文明国家视野下的公共外交

在当今中国兴起的历史机遇期,如何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关键的发展阶段,需要营造良好、友善和稳定的国际环境,而非对立、敌意和动荡的国际态势;但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大相径庭的文明、历史和地理位置给西方带来了极强的挫折感、迷茫感和不安全感。因此,友好、开放、多样的公共外交将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大作用,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特性,逐渐适应和接受中国的兴起。

首先,公共外交肩负着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使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明对人类文化思想财富的巨大贡献。雅克在书中提到,全球很多人熟知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欧洲历史中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对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重要意义,但是对中国的认识却相对比较狭隘和肤浅,可能仅限于长城、丝绸、瓷器、茶叶等具体实物的古老历史回忆,而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得以延续和保存下来的古老文明,其丰富、博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绝非仅限于实物,更重要的是其对人类物质、精神财富的意义和启示。

总的来说,现有世界历史重点讲述的是西方的故事和观念,中国的故事和观念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阐述和关注。哥伦布远行、新大陆的发现以及拿破仑帝国的意义被广泛宣传,但是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大历史意义、儒家思想中的伦理自律、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等历史性事件直到近期才开始为部分西方人了解和认同。当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秦始皇建立统一强大的帝国;儒家思想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确定为联合国的根本原则;郑和下西洋不仅带去了茶、瓷器、丝绸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带去了和平与文明,却不曾占领过一寸外国土地,不曾掳走一名奴隶。此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许多思想、创新和发明都具有世界性意义和影响。如何复兴中国被遗忘的思想精华、赋予传统文化现代性意义以及挖掘中国历史的世界性意义等等,都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深思和努力;进而,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同中国传统文明的精髓和独特魅力则是公共外交所担负的重要任务和使命。

其次,公共外交的广泛开展将使更多的西方民众正确地认识中国兴起的现实意义。雅克在书中明确地指出:美国的全球霸权延续了几十年,西方的霸权地位更是历史悠久,我们(西方人)习惯性地称当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我们(西方人)早已习惯了当代世界处理问题的套路,从骨子里认定它们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绝非长期的历史周期变化的一部分。因此,现代性的发展方式只是西方的现代性,中国将步入西方国家的后尘。但是,由于对中国快速兴起的威胁感和片面认识,西方国家及其民众无法正确理性地认识中国,而媒体的偏见和误导进一步“妖魔化”、“威权化”中国。这不仅导致了中西方在决策层面产生错误知觉与不当政策,而且严重地挑拨了双方民众的感情与理性认识。

因此,传统政府间外交模式的作用是有限的,公共外交将发挥重要作用。公共外交不仅意味着与广大外国民众直接进行交流和沟通,而且还具有参与主体多元、活动形式多样、效果更加直接等优势,从而能够让更多的普通外国民众更加理性、正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享受中国兴起所带来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积极意义,消除中西方民众之间的偏见和疑虑,进而影响高层的互惠性决策。

最后,公共外交能启发和引导人类对“未来中国及其未来世界”的积极思考和探索。作为一名西方学者,雅克理性地思考和回答了“未来中国及其未来世界”这一重要议题。他的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在于启发和引导了西方人以及中国人思考和理解中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

从上述意义来说,中国公共外交的深入发展不仅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从不同方面、层次和范畴重新认识和发现中国,而且有助于我国以更加积极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正如雅克在自序中所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被迫去适应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遵从民族国家的规范与机制,被迫接受西方国家那种经济至上的现代化道路。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增长和削减贫困,没有时间去思考一个现代的中国将会如何呈现。”他的这段话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冲击意义。或许我们的传统文明决定了我们“只做不说,少说多做”和“韬光养晦”的行为方式,但我们更应该意识到自身对外传播中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在引导国际舆论方面存在的相对被动处境。由此,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兴起不仅具有历史现实意义,更将激发我国思想创新和文化知识生产,丰富我们对未来中国及其未来世界的想象力。

策略核心:避免文化傲慢心理

强调中国的文明国家特性,并非贬低西方的民族国家特性,更不是使二者对立冲突。中国的文明国家特性恰恰说明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而非冲突性;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阴阳互补的,而非对立冲突的。在此意义上,中国兴起为世界主要大国,标志着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西方将会越来越多地在准则、价值观和制度方面与中国竞争;中国将在现代性竞争模式构成的世界中最终获得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我们更应该重视雅克等西方人的隐忧:不仅表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层面,而是集中在中国文明及其民族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以及这种优越感将如何建构和影响中国的行为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上。

因此,在公共外交的实践和操作层面,我们不应过分地宣扬本国文明的优越性和民族的自豪感,在无意之间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甚至演变成傲慢自大和等级思想。中国官员及其所有有机会与外国人接触、交流的中国人都应该更加谦逊与自我约束,更加注意和考虑外国民众的民族情感,注重双方平等交流对话,认真听取对方的建议和批评,以他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开展公共外交。唯有此,中国才可能真正兴起,获得世界的尊重,并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世界。

颜 琳:本刊编辑,外交学院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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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颜 琳 编辑: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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