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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桓:中国公共外交的春天

2011年02月21日 17:15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张九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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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外交是政府主导下的全民外交,并且是政府外交的延伸。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民间外交的方式开展公共外交,为中国革命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世界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总体持欢迎态度的同时,由于缺乏了解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又存有一定的偏见和疑虑。客观形势要求我们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这就需要加强对公共外交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建立一支公共外交骨干队伍,提高全体国民的公共外交意识。

何谓公共外交?各国政府有不同的提法,学者有不同的诠释,民众有不同的理解。我赞成这样的表述:公共外交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共同运作,以各国政府和民众为工作对象的最广泛的外交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外交其实就是全民外交。

公共外交是政府主导下的全民外交,并是政府外交的延伸

公共外交必须由政府主导。外交有其特定的含义,指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公共外交也不例外,一定是反映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利益,树立国家形象的行为。所以,公共外交必须纳入国家总体外交的轨道,按照政府的意图和部署来实施。

公共外交队伍由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组成。社会精英包括学者、企业家、文艺家、科学家、新闻工作者等,是这支队伍的骨干。所有有机会同外国人接触、交往的各界民众,都是公共外交队伍的一名战士。外交官和所有涉外政府官员,他们在从事政府外交的同时担负着指导和参与公共外交的职责。

公共外交的主要对象是国际公众。着眼点在争取各国公众,做社会基层的工作。有条件的,如社会精英,也可直接做政府的工作。在一定情况下,民众也可以某种方式向他国政府表达意愿。一般来说,公共外交是随着国家的发展逐渐被提上日程的。一个国家发展了,国际地位提高了,影响扩大了,它的政策主张就不仅为各国政府而且为广大民众所关注,它就不仅要争取各国政府而且要得到国际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与此同时,本国民众对外交往增加,开始参与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于是,政府自然而然地从政府外交延伸出公共外交,并由公共外交担当起做国际公众工作的责任。

民间外交曾为中国革命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民间外交也是公共外交,而且是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外交在中国非常活跃,曾经为中国革命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其对外交往只能以民间方式进行。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陕北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并接受斯诺的采访。斯诺把这次采访内容和陕北之行的见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第一次比较全面、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战争和革命斗争,在世界引起积极而强烈的反响。人们把这称作中共早期的第一场公共外交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美国的封锁和禁运,我政府外交受到极大限制,这时外交学会、对外友协等半官方和民间机构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大量的对外交往任务。比如,中国和日本之间频繁而富有成效的民间交往,就曾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今天依然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发挥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革期间,我国政府外交遭到严重破坏,一度陷入瘫痪状态,民间外交做了重要的弥补。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埃德加•斯诺,放出一个改善中美关系的试探气球。1971年4月,中、美、日三国几个民间“小人物”的接触契合了伟人的战略节拍,促成了美国乒乓球队成功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促使尼克松访华并实现中美建交。这场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民间“乒乓外交”被公认为最典型的公共外交案例之一。

中国公共外交的春天

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以及世界对中国的作用和需要都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中国的经济、文化活动达于六大洲四大洋,“中国制造”商品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几乎每一位地球村人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存在。中国也感受到了来自世界聚光灯的关注。

处于世界巅峰位置的美国,很不情愿中国的崛起。但由于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延长世界霸主地位的需要,又不得不对中国采取合作加遏制的两面下注政策。世界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总体持欢迎态度,但由于缺乏了解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又存有一定的偏见和疑虑。客观形势要求我们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最大限度地减少世人的疑虑、削弱对手的遏制,争取最广泛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营造一个和平、友善的国际环境,尽量延长有利于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这项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公共外交的肩上。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召开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指出:“开展好公共外交直接关系到我国国际形象,是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这深刻揭示了新形势下开展公共外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明确了公共外交的宗旨、定位和发展方向,对推进我国公共外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应该说,我国的公共外交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打下了初步基础。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落实锦涛同志的指示精神,努力开拓我国公共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要加强对公共外交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公共外交有别于政府外交,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更为机动和灵活。公共外交又是国家总体外交的组成部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府外交。力量分散、步调不一是当前我国公共外交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各种公共外交活动都说一样话,唱一支歌,弹一个调。公共外交应该充分发挥“非正规军”的优势,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地开展工作。但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形不成合力,反授人以柄的现象应予以避免。如果说政府外交是主旋律,公共外交应该是协奏曲,共同组成一曲波澜壮阔的国家总体外交交响乐。

要建立一支公共外交骨干队伍。似可成立全国性公共外交协会,把已经和有可能从事公共外交的各界精英汇聚起来。协会成员可包括政府官员(含外交家)、学者、企业家、文艺家、科学家、新闻工作者以及工、农、兵、学、商、青、妇、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协会可通过组织研讨会、交流会、联谊会等方式,建立和增进协会同会员、会员同会员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协会应根据国家总体外交的要求组织会员开展各种形式的公共外交活动。协会要同其他同样负有公共外交使命的半官方、民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保持联系和协调。协会可在实践基础上开展对公共外交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协会可争取国内有实力并有志于公共外交的企业和企业家的赞助。

要提高全体国民的公共外交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一年比一年增多。现在我国每年有1200万公民出国(出境为4600万),而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有2400万。出国的中国人无论因公因私,也无论经商、求学、科研和旅游,都以自己的言谈举止说明着中国。来华的外国人,或登堂入室,或走街串巷,无不从接触到的人和事中解读着中国。凡涉外的中国公民,实际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公共外交。我们的公民在对外接触中为国家增光添彩的事例不胜枚举,但有损国格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应该使我们的公民认识到,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公民的身份转变,公共外交“匹夫有责”。公共外交之伟力蕴藏于民众之中。应该在全体国民中开展一场广泛的公共外交学习和教育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外交意识提升之日,便是公共外交大发展之时。

蓬勃发展并日益走向世界的中国催发了公共外交的无限生机,孕育着公共外交的万紫千红。中国公共外交的春天正向我们走来。

张九桓: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前驻泰国、新加坡、尼泊尔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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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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