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新天: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公共外交战略思路
2010年08月31日 16:51公共外交季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针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特点,中国在这些国家开展公共外交应遵循三大战略思路:通过民意的支持增强互信,是战略基础;针对成员国尊重知识和文化的特点,开展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公共外交活动,是战略内容;公共外交活动过程中,成员国的共享价值观、跨界民族和宗教三大敏感问题的处理,是战略成败的关键因素。

互信的增强需要民意的支持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不仅圆满地解决了边界划定问题,而且建立了全面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以上合组织的建立来巩固多边合作。为了深化合作关系,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不够、理解缺乏、互相之间的猜疑戒心仍存,极需培养和巩固民意基础,使各国民众能热情支持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

近年来中俄关系的发展良好,然而俄知识界和媒体的不同声音仍然突出。俄精英的忧虑在于,担心俄成为中国的能源附庸国、中国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俄远东地区以及中国在迅速崛起和强大之后会索要俄远东领土,甚至会以武力解决问题。相当一部分俄精英强调,俄属于欧洲基督教文明,接受西方文化价值观,与中国可以有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利益合作,但没有价值观认同的根本保证。这些现象表明,中俄目前着力寻求经济合作,以便达到互利双赢,是完全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两国目前互信仍较脆弱,民意的支持还不够坚强有力。特别是中国实力上升迅速,俄却从超级大国跌落,心理失落不言而喻,加上西方势力的拉拢和挑拨,俄国内舆论容易发生波动。

中亚国家一方面渴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搭乘中国经济快车,另一方面也对迅速崛起的强大邻居有些担忧。中亚国家内部的思想变化极其激烈,既有原来的苏联化与俄罗斯化的影响,又出现了强烈的本土化、民族化和伊斯兰化的倾向,还有青年精英受到西方教育后的西方化趋势。中亚各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是经济上升、廉价中国商品等,对中国社会不太了解,对中国文化缺乏亲近感。它们担心经济上成为附庸和政治上受到控制,因此希望把各大国引入地区,让各大国竞争,它们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中国内部也出现了观点多元化,一部分网民表现出了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情绪,必须引起警惕。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但当地民众却出现了不同观点,往往讲到沙俄侵华历史时情绪激动,不理解今天划界的意义。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一些中国民众产生了盲目自大和文化中心主义,看不起别的国家,对于周边邻国的了解、理解和学习很少。

总之,各国政府都意识到要增强互信,而增强互信的必要条件是获得民意支持。

针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地区的特点开展公共外交

在全球化狂飙突进的今天,现代传媒可以即时同步地让人们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一切,民主化浪潮给予人民更大的权力来影响对外政策,仅仅依靠政府之间的传统外交是不够的,必须增加对外国社会公众开展互动的公共外交。中国的政府领导、官员可以在开展官方外交的同时,增加与外国社会公众的联系;中国的智库、媒体、企业、大学和各界精英,都应与外国同行加强交流对话;对于外国普通民众,中国也可以通过媒体、旅游、文化活动来施加影响。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互相学习和促进合作,而不是掩饰事实、涂脂抹粉,更不是强加于人。

公共外交必须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人群开展工作,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针对俄罗斯、中亚国家和上合组织,尤其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

更多地展示中华文化的现代活力,展示互相学习文化的谦虚精神,强调负责任大国的世界贡献。俄与中亚国家都有尊重文化、尊师重教的传统,我们在讲经济互利双赢的时候,更应当多讲文化。很多人陷入误区,以为讲文化就是展览文物,回顾历史,那是必要的,但更要显示当代文化的活力、创新精神和人道关怀。我们应让邻国人民真正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学习型国家,不仅向西方学习,而且要向周边所有的文化学习,克服文化中心主义的骄傲自满。另外,要多讲中国准备如何为地区和世界做贡献,如何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真诚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改进自己,这才能改善中国的形象和软实力。

根据俄与中亚重视文化的特点,中国应当更多地与各国知识界、文化界的精英进行交流,通过他们去影响普通民众。在俄罗斯和中亚,对于企业家和经济界人士的观感欠佳,因此企业家做公共外交的余地较小,如果要做,必须选择特殊的方式方法。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具有尊师重教、尊重知识的文化,知识界、文化界的精英享有更高的声誉。中国应当与这些精英代表、意见领袖形成良性互动,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尤其要重视中青年和女性朋友。

扩大和丰富中国和上合组织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项目和人员培训项目,运用一切方式,培养知华新一代。建立基金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手段,基金会可以由政府出资,也可以由民间捐资,但是一定要运用国际上先进的管理方法,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世界渴望了解中国,但是作为桥梁的知华人才却奇缺,必须解决这个尖锐的矛盾。

注意三类敏感问题的处理

上合组织的任何决议都必须协商达成共识,因此必须注意维护组织的思想文化基础。目前有的人说上合组织各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各不相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文化价值观,例如和平、发展、合作、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与俄罗斯和中亚更是共享上海精神,这就是共享价值观。而且俄与中亚国家也处于西方某些势力的恶意批评下,赞成各国实现价值观的途径不同,不能强加于人。这也是共享价值观。西方总是强调各国价值观的差异,意在突出西方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把其他文化打入另类,我们不应跟从这样的思路。我们要强调各种文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同”就是共享价值观。

上合组织成员国对于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是有共识的,但在定义这三个主义上仍有分歧。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应当关注民族问题特别是跨界民族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跨界民族构筑了文化理解的桥梁,但也容易受到境外波动的影响。中国周边绝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的波动仍然不断,中国也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阶段,内外振动甚至可能出现共振,必须引起警惕。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需要与时俱进地改善民族政策,形成对内对外更有前瞻性的思路和措施。目前三个论调妨碍着政策的改进:“阶级斗争论”“民族消亡论”和“经济决定论”。三种理论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但都无法全面解释和应对面临的问题,应当以新的理论和思想来认识民族问题。

宗教问题极其重要。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袖早就指出,宗教要存在一万年。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当充分应用宗教能够稳定社会、巩固统治、教化人民、影响人心的作用,同时反对邪教的破坏性作用,防止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颠覆。那种认为现代化、科技发展会减少宗教影响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大部分汉族不是虔诚的教徒,但宗教信徒人数在不断增长。我们应强调,中国主流文化(儒家)不信宗教,但能兼容任何宗教。中国共产党主张无神论,但是中国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主张宗教自由、世俗社会、政教分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宗教的态度必须区分。如果中国的宗教政策只是“防堵”,而不是疏导,就会影响与上合成员国的合作。中国应当把宗教作为广义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使它成为中国外交的积极资产。

俞新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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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新天 编辑: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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