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东西方心理秩序调适 呼唤思想家及其对话
2010年04月22日 11:53公共外交通讯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
中西之间不仅存在着政治和经济的矛盾和冲突,其背后也有双方民意的误解、冲撞和博弈等现象。这提出了一个深层的问题:究竟如何看待和应对随着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中西双方心理秩序的调适?应该有机构或人士以民间或半政府的方式在中西双方物色一流的思想家,然后组建固定、长期的中西方思想对话平台;重要的是须重视媒体,通过媒体将思想家的对话延伸、扩展到双方民间,形成长期效应。若能从现在起就重视这一工作,假以时日,不但可减缓因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东西方摩擦,而且还能藉由中西方思想对话提升双方认知和共同智慧,使中国崛起成为向人类精神宝库提供贡献的重要契机。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各方面冲突都时有发生。这不但见之于日常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博弈,也见之于双方民间情绪的冲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中西双方民间情绪的对立,以及散见于中西日常政治和经济关系背后的双方民意的误解、冲撞和博弈,都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深层的问题:究竟如何看待和应对随着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中西双方心理秩序的调适?

东西方秩序调适: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

从过去五百年乃至一千年人类历史的纵向来看,中国崛起是给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秩序带来重大冲击的事件。过去千年,以五百年前的西方崛起和东方衰败为标志,东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出现了大换位。过去五百年,西方现代化给人类物质和精神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使现代化几乎等于西化的代名词,而西方价值观则几乎等于普世价值的代名词。这对于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东方民族是一个极大的民族集体心理的屈辱和挑战过程。

一百五十年前,以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为标志,东方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进程。遗憾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原因,中国洋务运动全面失败,日本明治维新则以物质层面的成就取得了基本成功。对中日两个东亚民族而言,这是双方首次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的调适过程。对东西方关系而言,这却是东方现代化首次开始其历程的标志。只不过由于明治维新仅完成了物质现代化,而没有触及日本民族的精神现代化,因此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犯了民族精神世界的集体错误,也因此使日本遭受了民族现代化历程上的重大挫折和倒退,也使日本在战后被纳入西方阵营。再者,日本虽然经济实力全球第二,但毕竟在面积、文化等方面都属于小国,同时整个亚洲地区二战后依然整体落后于西方,因此日本现代化给西方带来的集体心理冲击的规模和影响都是有限的。

但中国崛起就完全不同。以中国的规模以及历史和文化的悠久、深厚,中国崛起给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必将带来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说,五百年前西方崛起、东方衰败是过去千年东西方秩序的首次调适,那么当历史进入21世纪,当中国崛起在过去几十乃至百余年日本现代化和“亚洲四小龙”的基础上开始发生时,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一个东西方秩序再次调适的新阶段。当然,这个调适的进程才刚刚展开,其更为深层的效应和意义将在未来几十乃至数百年得以清晰化;现在开始的这个东西方秩序的调适进程,也必将不再重复五百年前东西方秩序首次调适的简单、原始乃至野蛮和残酷的外在表现方式;更重要的是,未来的东西方秩序调适,必将不再是一方绝对压倒另一方,而是站在人类共同高度,谋求利益的合作和心理的平视。但东西方心理调适的内在逻辑却是相同的,即被迅速追赶和渐趋赶上的一方渐有失落的感受,而迅速追赶的一方则又不自觉地产生自我膨胀。

因此,与相对表层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调适相比,东西方心理秩序的调适是一个更为深层和微妙的进程。前者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方式,往往会受到后者不自觉的影响和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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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高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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