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干部选拔体系60年变迁
102个人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一侧，有的人站在地板上，有的人站在台阶上，分成5排，错落有致。这些人站在一起，一度安安静静的。
其中大部分人都穿着白衬衣、下摆掖在深色西裤中，领口第一个扣子解开，保持一致。忽然，他们开始鼓掌，视线前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走了进来。他从前排走过，和伸过来的手相握，有的人站在第三排，还是弯着腰尽量伸手越过前两排人的肩膀递上右手。随后，习近平在最前排坐了下来，与身后的白衬衣们合影，他也穿着白衬衣和深色西裤。
这102个人，是受到中组部表彰的优秀县委书记。习近平对他们寄予厚望，在随后的讲话中，这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要求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关心爱护县委书记，支持县委书记干事创业。
接见发生在6月30日，此后四个月里，截至11月5日，这些县委书记中至少27人获得不同程度提拔，履任新职，另有至少4人拟任新职，共计31人职务调整，占比近1/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因此发表评论称：“近三成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履新是选人用人上的‘新风向’”。
对比2800多名县委书记，102只是个很小的数目。而这也只是中国庞大官员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目前拥有党政工作人员1249.7万人（1），为了管理这些官员，中共在执掌政权66年里，有过激烈的政治斗争，也经过高风亮节般的权力交接，以及不断制度化的努力，最终形成了一套可以维持这个庞大官员群体正常运转的干部培训与选拔系统，只是，这个系统仍不完美，仍需要为政者不断做新的尝试，进行完善。
习近平还做过一次短暂的老师。
1月22日，习近平把206名县委书记请到了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给他们上了特殊一课。
这些县委书记是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的学员。根据中央计划，从2014年11月到2017年底，要将全国2800多名县（市、区）委书记轮训一遍。
这并不寻常。中央至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进行过这样大范围、持续时间长的县委书记轮训了。据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介绍，此前虽然也有县委书记的轮训，但一般只有7-10天，像这一次培训期长达两个月，非常罕见。而且还不是一批，从2015年开始，每年要举办4期，春秋两季各举办两期，一直到2017年底。
培训期间，每周会有一次部长讲课，让这些大部分远离权力中心的县域领导，对中央的整体治国思路能有宏观把握。在他们即将结业时，习近平甚至决定亲自来给他们上一课，以一个过来人的经历，告诉他们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县委书记。
中央对这些县委书记还有更高的期许。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张希贤深知，中央党校“作为培养中国未来政治家的摇篮”，对全国县委书记进行全面轮训，背后反映了中央更为长远的考虑：“习近平特别重视基层实践经验丰富的干部，县委书记这一级将是我们党今后选拔和配备干部需要考虑的着力点”。
2014年，中央还修订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与2002年颁布的这一条例相比，新条例在用人标准、选拔过程等方面都有所增改，而在领导干部选拔来源一项，规定要拓宽选拔渠道。中组部相关领导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将其解读为：“注意从担任过县、乡党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选拔”。
看着这些进京培训的县委书记们，习近平脑子里不断浮现出自己当县委书记的画面，“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
习近平就是一个普通县城，一步一步走到总书记任上的。
1982年，在中央办公厅做了三年秘书后，习近平决定到基层去锻炼。他最终被调到河北省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这位29岁的年轻人，穿着褪色的军大衣、旧军装就去上任了。在当地人印象中，他没架子，很勤奋，经常骑着自行车去乡村调研。很快，习就在正定打开了局面，第二年，就被提拔为正定县委书记。
在县委书记任上，习近平就表现出了选人用人的新意识。他在河北省委机关报《河北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招贤榜”，吸引人才主动到正定来。同时，还向全国的专家、学者发出一百多封邀请信，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人在内的各领域学者53人，组建了正定经济顾问团。为了请石家庄一位医用化妆品研究专家到正定工作，习近平带着县长、副县长到石家庄请人，因为只知道对方所在的小区，不知道具体单元和楼层，习近平站在小区门口，在夜深人静的十点多，扯着嗓子喊这位专家的名字，直到对方听到，把他们迎进家中。
对中国来说，那是一个开始散发生机的年代，小到一个县城，大到中央，都涌动着打破陈旧框架，拓宽思路的冲动。在全国县委书记平均年龄达到48岁的背景下，习近平以30岁的年轻人，能够成为一个县的一把手，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政治深意。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一个问题：“下届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50个50岁以下的人？大会代表是否应该有相当数量50岁以下的人？这是我们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曾经的惨痛经历，他希望中共的领导干部们能够越来越年轻。
答案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二大上得到回应：39岁的胡锦涛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这一年是1982年，习近平离开北京到正定上任，而胡锦涛则从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任上，进京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这一番话，不但为中共选拔领导干部拓宽了道路，也为两位年轻的干部，拓宽了未来的发展轨迹。
事实上，当时不止邓小平，中央很多领导人都意识到了干部年轻化的紧迫性。1979年3月25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陈云看着在座的委员，不禁感慨：“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刚解放时，我45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他面前的这些委员会的官员中，最年轻的姚依林、王任重也已62岁。
据中组部1980年的相关统计，以国家机关30多个单位主要领导人的年龄构成看：平均年龄63岁，其中55岁以下者占9%，66岁以上者占40%多。从省、地、县三级领导班子的情况看：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正副书记平均年龄62岁，66岁以上的占40%；全国地委常委，平均年龄为56岁，有些地市委书记已经70多岁了；全国县委常委平均年龄48岁，40岁以下的仅占10%，56岁以上的占16%。（2）
当然，对这些因为用人选官，经历过数次政治斗争的开国领导人们来说，除了干部老龄化，年轻干部缺乏的忧虑外，还有其他的担忧。
按照中国人的虚岁习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陈云45岁，邓小平长其一岁，46岁，和他们一起戎马生涯打天下的中共高层，也大都这个年龄，毛泽东57岁了，周恩来52岁，与刘少奇同岁。
摆在这些干了半辈子革命的领导人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经济几乎陷于瘫痪的国家，恢复经济秩序，以国家建设替代革命战争，成为当时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
国民党政府已经被全线击溃，全国各级政府都存在空缺职位待补。为了保证领导干部政治上的可靠性，当时中央组织部门一般要求，能够担任省市级省长的干部，必须在抗战以前参加革命。这样一来，军队系统就成为当时政府部门重要职位的主要来源。
有数据统计，67位省市级首长当中军队系统的干部占到了35位，超过一半；在48个省市区中有30个用的全部是军队干部，几近三分之二。几乎所有新解放地区，都是各野战军或各大区分别任用自己系统的军队干部来担任地方首长。如邓小平当时就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西北局，担任第二书记。
同时存在一种情况，南方各省市，包括西北一些省市，因为军事关系，几乎都任用的是军队系统的干部；华北、东北各省市，因为根据地建立较多和时间较长的关系，绝大多数省市首长都用的是非军队系统的干部。南方和西北各省市任用的，几乎都是苏区干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控制区域的干部），只有极个别白区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控制区域活动的中共干部）；而华北、东北各省市任用的则多半属于白区干部。（3）
在县及以下的基层，干部缺口更大。中央在留用一些经历了考验的本地干部之外，还组织大量解放区干部支援，1948年10月28日，在《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了组织南下干部工作团的要求。
在中央层面上，白区干部的影响力要更强一些。这与当时的国内形势有关，相较于长期在农村革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在白区工作的干部有更丰富的城市管理经验，因而更适应49年后中国的建设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都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历，而刘少奇也提拔重用了一批有长期工作关系的干部，如彭真、安子文掌管了组织人事大权，薄一波掌管了财经大权。如是往下扩散，影响了很多官员的任用。
在前线打天下的是一拨人，“坐天下”的是另一拨人。这种局面引起很多苏区干部不满。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就曾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表示怨言，林彪也曾提过“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这一类说法。
在新政权人事制度和干部选拔任命尚未制度化的当时，掺杂着论功行赏和个人利益的职位安排，成为横亘在中共高层干部间的一道罅隙，并最终混杂着其他因素，诱发了“高饶反党联盟”以及之后诸多政治斗争。
一系列的明争暗斗，最终令毛泽东决定撤销根据各军区而设立的行政大区制度。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各大区将权力部分上交中央，大部分事务性工作移交给省、市；人员也向中央机关和省市地方分流。党内在地方上的各大山头，由此也不复存在，中共中央更为稳固的掌握了各项权力。
只是，这种举动解决了地方权力过大的问题，而如何建立一套公平高效的制度，更好的培养、选拔干部，在刚刚执掌权柄的领导人那里，还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1959年，习近平被送到八一学校读小学。那是一所子弟学校，很多家长都是军人，每次接送孩子，都穿着军装。习近平很好奇自己的父亲为何没有穿军装，于是回家问家人，“家里人告诉我，你父亲不是军队系统的，你父亲是副总理啊！”
习仲勋在副总理的任上只做了3年多，国内政治形势又开始紧张，1962年，习仲勋被康生等人迫害。学校有个作风很差的体育老师，欺负习近平，说他是“黑帮子女”。
原来的老革命们面临被打倒的危险，没有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年龄也逐渐增高，新干部的培养、选拔成为中央关切的问题。1962年邓小平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现在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就此，他提出一个可以从基层实验一下的解决办法，“支部书记当了两届后，就回到生产中去……这个问题，中央没有议过，我是第一次发表这个意见”。
毛泽东这时候也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1964年，他发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要求特别注意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把先进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列为选择和培养的重点。
中央组织部很快行动起来，选拔了60名优秀大学生，纳入中组部管理。当时中组部认为，这些学生到中央党校学习不合适，于是直接派到基层去下乡锻炼。但没想到，很快“文革”爆发，这些带着“接班人”光环的培养计划，就此夭折。
同时夭折的，还有中共中央解决干部新旧交替问题的努力，此前在中央开始讨论的干部“老龄化”的问题，也受到文革影响。在这段时期，中共的干部政策提出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方针，原意是要互相融合，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变成了打击老干部（多为“走资派”）、扶持年轻干部（多为“造反派”）。持续十年的“文革”，对中国的领导干部队伍造成很大伤害，尤其是，此时的中组部受康生领导，干部制度和干部选拔工作，陷入任人唯亲的混乱状态。
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随即在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了中央日常工作。这令“四人帮”之一王洪文颇为不满，两年后，他在上海恨恨地说，“十年后再看”。当时王洪文40岁，邓小平已经71岁了。
这句话传到邓小平耳里，令他忧心忡忡。“十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如何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再次萦绕这位政治家的心头。
1980年春节前后，10个中组部的工作组离开北京，分赴各地。这些组织部下来的官员们，是为考察中青年干部而来。回到北京后，工作组形成了一个160人的名单。名单最终呈报邓小平案头，邓看完了后说，选拔的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
他和陈云等领导同志，决定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1982年中共十二大闭幕第二天，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接见了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委和候补委员，中组部的领导一一介绍，邓小平、陈云与他们相继握手。这其中，就有39岁的胡锦涛。关于这次会见，新华社在题为《新老交替，继往开来》的报道中写道：“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
此时距离文革结束已经六年，冤假错案逐渐被平反，被打到的老同志重新恢复了工作，曾经被打断的干部选拔与接班工作，也再次成为中央领导的关切问题。
邓小平更是大力倡导和推行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政策。在选拔年轻干部的问题上，邓小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案例：“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其实也不比现在年轻人懂得多，不是照样干吗？”
此时的习近平，也从正定县委书记的任上，调到福建，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当时，他才32岁。之后，他的工作以两年或者三年一变的方式上升：1988年，任宁德市地委书记，1990年任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3年成为福建省委常委，1995年开始，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工作重心逐渐由市里转到省里。2000年，习近平成为49年后，福建历史上最年轻的省长。
年轻人要上位，老干部就要逐渐退下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曾对着在座的老同事们说：“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于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在他的带动下，一大批老干部为了党的事业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从而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邓小平之后，干部年轻化逐渐成为历届中央领导人在干部选拔问题上的必要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各届中央领导，也在不断推进这个问题向更深层发展。
1995年2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暂行条例》，这是中共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和规范性的领导干部选拔文件，对中共领导干部选拔的制度化，意义重大。这之后，《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陆续实行。这一系列暂行规定，明确指出干部选拔与任用要遵循公开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共领导干部论资排辈等不良的干部任用规则。
到了2002年，暂行规定终于转正，《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正式实施。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召开了一场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坚决贯彻这个《条例》。制度化的选拔渠道陆续建立，但如何兼顾灵活，扩大选拔渠道，各届领导仍在不断尝试。
2013年5月20日，拿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读者，都看到了这样一则长篇报道《政坛“黑马”陆昊》。彼时，46岁的陆昊离开团中央第一书记处书记的位子，到黑龙江担任代省长，成为当时内地最年轻的省府首长。
虽然年轻化已经成为干部选拔的一个惯例，但年轻的干部从哪里来？邓小平之后，各界中央领导一直在寻找更多的选拔渠道。胡锦涛离开团中央，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后，团中央干部成了领导干部培养与选拔的重要路径：团中央的第一书记通常会以正部级的身份离开团中央，多数会到地方出任政府首长，随后出任省委书记。经过历练后，他们一般会上调中央担任要职，其中佼佼者更有机会进入中央政治局。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共青团，其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除了年龄上比其他部委主要领导有明显优势之外，高学历、名校出身亦是他们的普遍特色之一。
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曾于1993－1998年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这位北大的高材生，初接这一职位时才38岁，随后，他在43岁的时候，离开团中央，到河南担任省委副书记、省长一职。
此外，李克强还和同为十一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源潮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研究生，硕士论文还被经济学家厉以宁收入了《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而陆昊亦曾师从厉以宁，三人可算师出同门。
有观察者认为，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因为共青团干部学历高、年龄轻、腐败少，所以提拔速度明显要快于其他部门的官员，三十出头当上正厅、副部的不在少数，相当一批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
这种模式，在十八大之后，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中共中央在原来的基础上，试图再次扩大干部选拔的来源。
2015年8月，《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一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发行，这是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的第一本专题著作集，也是中共党史上，领导人关于县域治理和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第一本专著。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对县委书记这一话题的重视。
“历史上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叫做‘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说的就是要重视基层特别是县一级的从政经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孙业礼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分析道，习近平对县委书记的观点，也是是从治国理政和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提出来。
甚至，不但要重视县委书记，更要重用县委书记。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这一岗位甚为珍视，有一种浓烈的“县委书记情结”，这与他曾担任过县委书记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但更与他认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县委书记承担着重要地位与作用的战略意识紧密联系。
当然，在中国的行政级别序列中，县委书记的行政级别一般是处级，想要从小小的县城进入中央部委或者主政一方，乃至最终能够管理国家，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要历练。但是，竹立家对这个过程也充满乐观。在他看来，受到表彰的这102名优秀县委书记中，至少有20位厅局级官员，而且还是60后。这些县委书记，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都会提拔到省政协、省人大当个副职。我估计这20名厅局级县委书记个个都能晋升到副部级，总体比例将超过20%，而过半数县委书记能够达到厅局级。”
参考资料：
①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年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49.7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机关56.4万人，国家机构1193.3万人）。另外还有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9.3万人，群众团体23万人。
②《陈云情系新时期干部队伍年轻化》，作者：水新营，《党史纵览》，2015年第10期。
③（3）《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作者杨奎松，《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九州出版社。
（作者：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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