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高福利，是一道冷酷的不公符号。数字显示，有的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比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出4倍到10倍之多。中新社发唐志顺摄

随着全国两会的临近，网友们再次票选出两会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贫富差距和就业问题分别位列第二位和第八位。近年来，这二者成了此类调查的“常客”。

二者受关注很容易理解。贫富差距大，表明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就业问题，则直接反映了人们参与社会分工的诉求，寄望以此实现自身价值。

事实上，单纯提高就业率并不难，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在提高就业率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使居民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失业问题相当严重。从那时起，中央就一直把就业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建设也表明，“低工资、高就业”确实满足了“一能吃饭二能建设”的要求，其效果不容否定。

但是，这种办法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广泛就业加剧了改革开放初期以前的低劳动生产率状况，人浮于事，“十羊九牧”。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家庭财富积累缓慢，“共同富裕”的远期目标在现实中沦落为“共同贫困”。

时至今日，“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加突出。其一，“低工资”早已不合时宜。关于此，十七大报告就曾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年来，城乡居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是，收入分配不均衡的老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而且，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内需启动效果不彰表明，收入提高的幅度远远不足。另一方面，较低的工资水平，使沿海地区的“用工荒”问题加剧，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低工资”是“结构性”的，一些掌握着各种特殊资源的群体，其工资并不低。

其二，“高就业”在一些地方往往停留在数字上，在落实工作时满足于完成指标。具体表现为，忽视就业质量，难免出现就业未必能安身的现象；忽视对创业环境的培育，致使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不足；忽视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使其长远竞争力不足。

其三，“加补贴”在执行过程中有所走样。比如，一些利益集团以各种形式逃避监管，享受着名目繁多、数量不小的补贴。与之相反，广大的低收入群体，享受到的补贴则较少。

基于此，领导干部要转变意识，在提高就业率的同时，下实招改变长期以来的“低工资”状况；让补贴更大程度地由“暗补”变成“明补”，并最大程度地补在民生上，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让更多的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瞭望》新闻周刊 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