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声扬：我们继续《时事开讲》，稍早前邱震海先生提到选举法修正案的出炉，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利益多元化，让两会能够回到一开始的宗旨，那就是做到监督和协商的功能，那就这个话题，我们和邱先生来做深入探讨。

邱先生，其实两会一开始这个原意的宗旨就是能够起到监督和协商的功能，那这是不是有点像西方国家，例如美国的立法部门、参众两院来监督行政部门白宫这样的一个权力制衡？

邱震海：这个当然有它的相同点，也有它的不同点。首先这个政体是不同，政党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不同，因为在西方国家，尤其像美国、欧洲这样的国家，是所谓的多党制，中国是执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首先政体制不同。

两会应跟上社会发展：明确各自定位

邱震海：第二，政协这个体制在其他的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西方国家都有上院、下院、参议院、众议院等等。但政协以前有人说要把它搞成一个下议院，但我们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可比的。因为政治协商会议其实是多党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多党合作，我们知道中国许多的精英人士在民主党派，至少1949年，当时建国的时候是这样，后来也是这样。所以长达60年以来，政协是成为一个吸纳社会各界的社会精英，把他们最好的社会精英都吸纳到政协当中来，使他们向执政党也好，向政府也好，能够建言、献策。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政协更多的是智库的作用，那么智库是干什么的？智库就是献计，智库就是提建议，建言这么一种作用。但是说到人大，人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先撇开跟西方国家一种所谓的比较，任何的比喻都是跛脚的，尤其在中国和西方，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但是我想不管是哪种制度，不管是哪种民主，选举民主也好，协商民主也好，西方民主也好，东方民主也好，它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监督，就是完成一个监督。如果选举民主能够通过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凡是能够完全监督的手法也好，间接民主也好，东方民主，西方民主，只要能够完成监督就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大其实它无非几个功能，第一是立法的功能，第二是监督的功能，第三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但立法和监督是两会最主要的功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撇开这个政体制背后的其他一些枝节部分，就终极的，可以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中国最高的民意机构，作为中国最高的权力决策机构，它的监督功能，我想具有一定的普视价值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大其实它监督的机构，而政协更多的是一个智库，献计的机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大和政协它的定位是不同的。

姜声扬：您刚才介绍人大和政协两个不同的定位，那它们这两个跟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又是处于什么样的？

邱震海：在讲跟执政党关系之间，我稍微再阐述一下人大和政协的关系，现在很多人热热闹闹，每年的3月份两会，但是我们去问很多的媒体或者工作人员，问很多的代表或两会的委员，比如人大叫代表，政协叫委员。两会之间有什么差别？其实我们很多局外人有时候似乎看不明白，大家热热闹闹都在讨论，虽然说现在很多委员和代表已经不说学习政府工作报告，虽然现在还有一些明星、体育界的委员，说我是来学习的，那么我们要说你还不如回家去学习，而不要跑到这个地方来学习，这个地方不是让你学习的，这个地方是让你献计、监督的。

这个当然是一句笑话，但其中折射出我们跟真正的民意代表机构，跟一个真正精英智库的定位，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两会之间在大的框架体下，是有非常明显区别的，人大作为中国最高的决策机构、最高的民意代表机构、立法机构、监督机构，它要完成的是监督的功能，当然它有立法的功能，最主要是监督的功能，它代表的是后面的民意。所以它的人大代表其实是民意代表，人大其实是一个民意的机构。

政协是一个精英智库，它的功能不是监督，它的功能主要是献言、建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定位上的差别。有定位上的差别，自然就引述出功能上的差别，工作方式上的差别。所以再插一句，我觉得现在三方，有时候两会之间三方的作用、定位都不太明确，人大代表们也不太明确他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政协也不太明确他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包括我们媒体，很多记者在第一线，也不太明确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很多媒体记者一看到明星出来，手中的摄像机马上交给旁边同事，马上跟明星去照相。

那天我在《有报天天读》，我说真为你们感到脸红，作为新闻工作者，你应该跟你被采访的对象保持适度的距离，你才能保持你的客观、冷静和理性。当然我们都是人，我们可能会欣赏，去追星，绝对不在工作场合去追星。尤其是人大代表，你应该知道你是民意代表，你是要监督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大代表，即使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它跟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每一级的人大代表，保持适度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不一定是冲突关系，不一定是吵架，适度的紧张关系，我认为是民主监督，任何政治体制下应有的其中之一，他本来就是它的一部分。

如果民意代表和政府大家一团和气，反而是不正常了，另外从我们媒体的焦点上来说，其实我觉得现在更多的媒体是把它放在政府工作报告，或者各级政府官员说什么。请注意人大是干什么的，政府代表作为被监督的一方，他要提出我政府工作的方案。作为民意代表，应该进行反馈、质询，至少进行讨论。这个中间应该互动，才是媒体真正应该关注的焦点。而不是光是关注被监督者提出的方案，当然这个方案只是报道的一部分，同时也很重要，同时你应该关注民意代表如何去反作用的、反秩序的，这个中间两者之间的互动。不管以哪种方式互动，这才是真正的焦点。

而现在我们往往变成政府官员兜售他们方案的一个平台，媒体往往也在关注这方面的一个焦点，而严重忽略了，不是完全没有，那部分的声音，民意代表们出来的声音非常的弱，当然这里面有各种主、客观的原因，有民意代表本身的素质问题，也有他们的来源问题，也有他们整体的目前，确实我们必须承认，目前两会的机制问题。在这种机制下，任何一个民意代表，即使再有能力，再有良知，他也很难发挥出来。但是我觉得作为媒体，你必须要关注两者之间互动的焦点，这个才是媒体关注的，而不是光关注被监督者的一方。

再谈到你刚才说的人大与执政党的关系，我们自己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在过去60年当中，已经发挥了它相当大好的作用。这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句套话，确实在中国目前过去饥弱贫穷，200多年受西方奴役历史上这么一种体制，对振兴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这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有阶段性的使命和任务的。

未来就看我们如何处理这个关系了，所以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到要改革一方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说到两会与执政党关系，我觉得政协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政协它是一个精英智库，虽然精英智库里面很多人，现在还没有完全真正达到精英应该有的能力和定位。比如说也有人提一个雷人的方案说，以后老婆做家务，丈夫要替她付工资，这个做一个提案。这些都是小学生的水平，我们先不说了，但是在人大之间，人大跟执政党的关系相对比较复杂，政协跟执政党的关系相对比较简单，从逻辑上来说，人大跟执政党的关系相对比较复杂。

这里面理论上说，全国人大是最高决策机构，但是它是一个最高的民意机构，但是它与执政党之间关系怎么样，宪政与执政党的关系怎么样，执政党如何通过人大来进行组织政府，进行组织运转。所有这些，现在虽然说大家道理都明白，做起来都很难，我们大家都理解，空话都不用说了。但是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刚才第一部分我们讲了，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在日益的多元化，比如说这个星期我们要讨论一个节目，就是要讨论中国要不要进行第二次改革。

姜声扬：热点热议。

邱震海：不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请了迟福林教授做。说明中国现在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需要进行进一步改革的阶段了，进一步改革的阶段，里面一个重中之重，就是政府责任的转型。政府责任转型为什么屡次转型不成？步履艰难，无非是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是政府行政机制转型非常困难，其实最终还是涉及到政府一个宪政转型的问题。

宪政转型问题，其实又涉及到政府，以及跟它背后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暂时不用去碰它，但是必须有一些中国的政治学家们，认认真真的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来进行研究，而不是以拖延的心态予以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