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电 “建立完善的检察院巡查制度，有效监管公安机关的日常工作，避免‘躲猫猫’事件再次发生。”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周光权在两会上说。

“云南‘躲猫猫’事件暴露了监管体制的薄弱环节，即检察机关很难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目前检察机关的工作大多停留在表面，只是看看报告而已，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周光权说。

周光权代表认为，看守所由公安机关来管，使很多案件本身由公安机关侦查，然后又放在自己管理的看守所里，因而有时候出问题就是难免的。

周光权建议，如果做到执法与司法分离，看守所由第三方看管，可从根本上杜绝“躲猫猫”事件的发生。

他说，在现有体制下，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能停留在表面，配套措施要跟上，譬如由检察机关参与日常对看守所的巡视，检察机关可独立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谈话等。

圆桌访谈

针对“躲猫猫”事件，本报专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法学专家，他们认为，目前看守所“侦羁不分”的体制存在问题，应推广“羁押场所监督巡视员”制度，让阳光照进看守所

“看守所应与公安机关分离”

【问题】

嫌疑人生命健康安全堪忧

新京报:“躲猫猫”事件暴露出看守所存在哪些问题？

陈卫东:暴露出的直接问题是:在有的看守所，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障问题堪忧。

首先，监管人员可能疏于防范和制止在押人员之间打架斗殴现象的发生；其次，在押人员在看守所内容易形成等级分明的小型社会体系，新人处于这个体系的底端，包括人身安全在内的任何权利都处于危险境地；再次，当在押人员遭到侵害时，他们没有可靠的报警系统（比如紧急报警按钮）可以依赖，更不用说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

侯欣一:“躲猫猫”事件暴露出“侦羁不分”存在问题。按说，侦查的，批准的，监管的，审判的应该彼此分开，各管一摊，相互制约，现在我国司法权配置上大致是合理的。但看守所是一个长期的漏洞，因为看守所是归公安机关管，“侦羁不分”，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迟夙生:“躲猫猫”案暴露出牢头狱霸的问题。狱霸的出现，看守所里的管教一般是纵容的，在看守所如没有警察做后盾，不可能成为狱霸。

【检察室失灵】

当地检察室也应被立案

新京报:看守所都有检察机关派驻的人员进行监督，效果怎么样？为什么难以杜绝看守人员渎职现象？

迟夙生:我国有驻监狱的检察室，但从“躲猫猫”案可以看到，这个是失职了。当班的两个干警渎职被抓，肯定是应该的。我认为检察室的人也应该被立案。还有，侦查部门最初能把这个案子查成“躲猫猫”，也要立案调查。

陈卫东:检察机关向羁押场所派驻检察官，是羁押体制改革的重要进步，这一点不能因为“躲猫猫”案而抹杀。但是，目前驻所检察官监督时间、监督方式、监督过程、监督机制，都尚在摸索和完善中，难免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而且，设置这项制度的前提假设是，驻所检察官是独立和公正的。但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驻所检察官与监管人员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靠近，相互之间的关系可能超越了职责，就不能指望监督是有效和公正的了。

【监控设施损坏】

看守所建设被长期轻视

新京报:“躲猫猫”事件中，说明事实真相最为关键的监控录像一直没有公开。晋宁检方称，看守所的监控设施损坏已经达半年之久，故没有监控录像。这一解释很多网民不满意。

陈卫东:在理论上，监控设备损坏半年无人修理可能是真实情况。从中折射的主要不是看守所的乱象和弊端，而是对看守所的长期轻视。

在普通百姓甚至一些公安司法人员的意识里，看守所内关的就是一群“人渣”，因此其不值得关心。基于这样的认识，看守所被长期边缘化，看守所建设始终排在各项建设项目之后，只要还能凑合，有关机关通常不愿意主动改善看守所条件。所以说，监控设备长期损坏，与其说是看守所有关人员长期玩忽职守、懈怠工作，不如说是整个社会长期给其传输错误信号的结果。

【加大监督】 推广“羁押场所监督巡视”制

新京报:看守所如何能做到开放透明？有学者建议借鉴英国的羁押场所巡视制度，鼓励一切形式的民意监督。你是否同意？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与吉林辽源市，合作开展了羁押场所监督巡视试点项目。具体做法是:在自愿的基础上选取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监督巡视员，不定期到羁押场所（目前限于看守所）开展巡视活动，实地观察看守所各个区域，随机选取在押人员进行访谈，借以了解羁押场所保障在押人员人道待遇、基本生活权利、人身权利、诉讼权利的状况，并当场形成巡视报告，将发现的问题呈交相应部门解决，并实时跟踪解决进度和结果。

未来我们设想可以将巡视员主体扩大到普通社会民众。该项制度的功能主要是但不限于遏制刑讯逼供，其作用机制是:公检法司以外的体制的群体探访羁押场所，随时发现和反应问题，从而达到预防的目的。

新京报:这项试点的效果怎么样？

陈卫东:效果非常好，不但实现了上述目的，而且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增进了社会对在押人员的认知，转变了当地社会对在押人员的看法，对在押人员重返社会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第二，增进了社会对看守所工作的了解，使人们认识到看守所不像自己所想是一个充满罪恶、充满人权践踏的场所，而是一个依法运行的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