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下一步是叫板新加坡和香港
2010年08月21日 16:01《瞭望》新闻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历经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后,中国再次走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历史变革阶段。在第一次变革中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深圳,在梳理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如何能够使自己再次成为改革“先锋官”,引领民族复兴关键时刻的新一轮历史性变革,正在成为深圳未来历史发展地位的新考验。

这一次考验远比上一次更具挑战,谁领军未来30年的改革,谁能成为中国改革的新试验田?省内有广州、珠海等地的奋起直追,省外更有上海、北京、天津、重庆、苏州等城市的激烈竞争,而且上海、天津、重庆在某些领域已有超越深圳的表现和趋势。深圳如何重新走到中国改革的最前沿,机遇不少,挑战更大

“下一步,就是叫板新加坡、叫板香港。”8月9日,面对电视前的亿万中国观众,在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之际,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公开讲出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自己将了自己一军”。

以2009年数据为例,新加坡每平方公里GDP产值折算为18.4亿元人民币,香港为14.3亿元人民币,而深圳只有4亿元人民币。这仅仅是规模上的“硬差距”,在政府效率、法治环境、民生保障、社会管理和文化影响力等等“软差距”上,更有巨大的“鸿沟”。

戏剧性一幕还有,国内众多“叫板”深圳的城市中,最“凶猛”的“追兵”就是此前王荣主政了五年的苏州。前者是中国城市实力榜中的老四,后者是老五。2009年,两者之间GDP差距从一年前的1100多亿元缩小到470亿元,进出口总额、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全面逼近。而深圳与老三广州的差距,则由2008年的400亿元扩大到2009年的900亿元。

最大挑战还不在此。“改革是特区的根和魂,如果没有这两个字,特区就不称之为特区。”8月中旬,《瞭望》新闻周刊在深圳调研期间,一位特区发展研究人士痛心地说,深圳特区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财富,也产生了一批既得利益阶层,“奋斗精神没了,改革闯劲没了。”

他认为,过去深圳是“走在前面、说在前面”,现在是“说在前面、动在后面,甚至只说不动”,一个明显表现就是,“深圳提出了很多好主意、好思路,别人学习实践。我们去参观,才发现是照着我们学的,回头一看,我们还没有动。”

5月31日,深圳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王荣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把深圳从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建设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先进城市”。据统计,目前全国有183个城市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此举是不是淡化了深圳的特区功能和改革功能?这一度又加剧了社会各界对“特区还要不要"特"”、“"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精神还要不要有”的争议。

正因此,在深圳特区三十周年之际,海内外关切深圳的焦点议题,远不是增长979倍的GDP、增长5121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6339倍的出口额和已达1.36万美元的人均GDP……而是肩负着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风采重任的深圳,敢不敢、愿不愿、能不能在未来三十年,也即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期,继续担起探索科学发展和谐发展道路的历史使命。

无“特”不深圳

“对于深圳特区还要不要"特",中央的态度一直非常明确。”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认为这一点,早在2005年9月中旬,温家宝总理第三次考察深圳工作时的讲话,已给出了明确答案:

第一,发展经济特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削弱,更不能消失。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还要办得更好。

第二,在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是中央赋予深圳等经济特区光荣而神圣的使命,这一使命不仅远没有结束,而且要求更高、任务更重、责任更大。深圳等经济特区要进一步把改革创新作为立身之本,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经验,为全国重大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探索经验。

第三,经济特区要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最关键、最重要的在于创新。要把创新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特区发展的生命线和灵魂。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把“特别能创新”作为经济特区之“特”的基本内涵。

这意味着,到2050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深圳特区至少还要“特”四十年。

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指出,“更好发挥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前后,国务院相继批准成立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沈阳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等各有探索任务的新特区,但“特区”名号仍然只保留给了深圳为首的五大特区。中央对深圳的厚望和深意可见一斑。

那么,深圳还能不能"特"?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首先向《瞭望》新闻周刊强调,无论是从改革的角度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还是从发展的角度看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都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而作为基础比较好、经验比较丰富的深圳经济特区,“完全有条件也有必要继续保持先行先试的位势,在一些关键领域里继续探索和创新。所以,特区还是要继续"特"下去。”

但是,随着在全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些优惠政策“普及”后就不再明显,现在强调“经济特区”的意义何在呢?采访中,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为《瞭望》新闻周刊从深圳的本质给予了解读,“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特区"的本质,绝不是"经济"而是"特区"。"特区"准确的定义,不只是"率先试行市场经济的特殊地区",也不是"享受优惠经济政策的地区",而是"中央授权的各类改革先行先试地区"。”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特区在“特区时代”的历史使命,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路的探险家”功能完成后,逐步转换和升级为“后特区时代”的新历史使命,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新路”的“开路先锋”。

“如果说特区"不特"了,那就是你自己放弃了"特",这就如同深圳只可能被自己抛弃是一样的道理。”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唐惠建告诉本刊记者,让深圳自己放弃“特区”本质,无疑于在未来的竞争中自废武功、自我边缘。

“先行先试”没有“天花板”

范恒山直言,在全国已经全面开放的情况下,国家不能再仅仅给予特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在如今的政策环境下,国家所能给予的优惠政策的空间也已经很小了。而且,依靠优惠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往往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国家未来将会从既给特殊的权利又给优惠的政策,逐步向更多地给特殊的权利转变。”

他指出,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即便是全国都有了和深圳一样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体制完善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权利,也有一个基础、经验、能力、操作技巧等方面的问题,“同样的权利不等于同样的能力和同样的基础,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深圳作为特区仍然有先行先试的空间。”

也就是说,未来特区之“特”不在于拥有多少优惠政策,而在于继续拥有先行先试的权利。事实上,国家期待深圳特区“先行先试”的探索空间巨大、任务众多。辛向阳认为特区的当代含义应该是,“特别能创新”、“特别能抗击经济风险”、“特别能出经验”的地区。他从三个方面指出了作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应该肩负的改革责任。

其一,继续解放思想的责任。“新世纪、新阶段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非常繁重,比如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观念的解放问题。”辛向阳分析说,例如深圳要探索经济发展中时间因素的利用问题,以土地为基础的空间因素成为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关注焦点,“土地饥渴症”到处显现,其实经济发展中还有一个基础因素就是时间变量,“马克思曾经讲,时间是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时间也是空间,要树立时间经济的意识,要探索时间经济的内在含义。”

“纽约在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没有突破曼哈顿岛,却成为了世界城市的老大。”他介绍说,目前我国每新增100亿GDP产值需要新增6万亩土地支撑,“如果在既定空间内不是8小时而是24小时地连续生产、交易、消费、投资和创新……那么将衍生出数倍于空间经济规模的时间经济。”深圳如果能通过时间经济创造财富,就是一种思想解放。

其二,要敢于和善于向改革纵深挺进,为国家的全局改革积累经验、探索方向。辛向阳认为,当前国家层面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战略性挑战课题,比如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产业结构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强力调控房地产市场会不会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限制和打击既得利益集团将对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变化?放手发展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形成的效果如何?等等。

“深圳能不能在这些事关中国发展关键的问题上先行先试,为中央决策提供决心?”辛向阳提出,深圳应该利用“富士康事件”认真研究提高农民工收入问题,“深圳敢不敢、能不能探索出一条劳动力成本提高下不断提升产业质量的道路?”

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范恒山指出,由于涉及政治体制等方面问题,行政体制改革一直是薄弱环节,“无论是从完善深圳自身发展,还是从发挥其对于全国的示范作用,或是从中国面临的行政体制改革需求来看,深圳都有必要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今后改革的重点,作为先行先试的重点,走在前面,在建立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等方面积极摸索经验。”

当然,“先行先试”离不开中央的支持。作为中国改革30年历练出来具有深厚改革理论研究和丰富改革实践经验的学者型官员,范恒山认为,“从国家层面讲,仍然要有意识地发挥条件较好的地区的作用,赋予深圳这样的地区在一些关键领域和一些重要环节大胆探索试验的权利。”

另一方面,他强调深圳更应当继承自己过去敢闯敢冒的进取精神,继续主动担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和“试验田”,“优惠的政策没有了,作为特区要进一步发展,要保持领先地位,必须更多地依靠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先行先试,去承担起这种历史重任。”

改革不是“摇火车”

在深圳调研中,本刊记者听到了一个改革早年的故事:袁庚在蛇口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起了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关注,经过研究决定建议提拔其为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长,得到了中组部批准。袁庚闻讯火速赴京,恳请中组部撤销决定。中组部负责人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袁庚又火速赶回广州,找到任仲夷,提出自己的请求,希望继续在蛇口搞改革开放试验。任仲夷答应了他。

一位中国改革研究人士感慨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像袁庚这样的干部,现在不能说没有,但越来越稀有。”他分析说,改革初年,任仲夷、吴南生、梁湘和李灏等深圳改革的推动者们,一是年龄较大、党内资历深、保持着革命家的心态;二是时代使命和危机意识强,想干事业,私欲很少,“加上当时改革环境一穷二白,所以能够放手一搏。”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发展市场经济积累了巨大物质财富,坛坛罐罐多了,顾虑就多了,胆子就小了,人的自利性也就充分释放了出来。”他认为,现在不少官员把公务员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在缺乏健全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下,甚至一些官员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对一切影响其利益的改革都抱以抵触。

据他观察,目前深圳官员群体中存在着一个现象:越年轻的干部越不想改革,越年轻的干部越想经常调动,“因为搞改革,就有争议;有争议,就成为了争议干部,就会从官场出局。太太平平当官,最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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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健君 编辑: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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