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教育部牵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的制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

其中教育体制问题事关重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温家宝总理在针对《规划纲要》制定的讲话中也强调,要尽快“探索适应各类学校的办学体制问题”。

在成立的11个重大战略专题调研组中,第八专题就专门集中探讨了“教育改革与制度创新研究”。该专题下设5个子课题,包括“教育行政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民办教育发展问题”等等;其它专题也包含着教育改革的内容。

教育体制改革一直贯穿于新时期的中国教育发展之中,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即下发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新一轮教育改革即将启动,可以预见,教育体制问题还将是重头戏。”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表示。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直属的决策咨询机构,在本次《规划纲要》的调研制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王烽本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于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

如何扭转高校行政化

《21世纪》:不久前,新华社公布的温家宝总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讲话中,对此也有涉及。总理以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例,说张“是个教育家,他宁可做校长,不当部长”,并强调“要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高校行政化问题？

王烽:高校行政化是一个老问题,说了很多年。这次无论是从总理的讲话也好,还是从已披露的《规划纲要》制定的进程也好,都将高等学校治理问题作为一个关注的重点。淡化高校的行政属性,包括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是中长期教育改革应当确定的一个目标。

《21世纪》:具体到改革路径上,根据你多年的研究经验来看,从哪些方面入手可以破解目前高校行政化带来的问题？

王烽:在我看来,必须从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入手,这样更具操作性。比如说建立和完善大学理事会制度、教授委员会制度。以理事会制度为例,现在一些大学虽然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理事会,并将一些企业家引入其中。但大学这样做的目的,更多的是着眼于向企业募款,并没有赋予这些“外部人”以实际的权力。如重庆大学给予理事会审议学校重大决策的职能。不过,在最为关键的决策权方面,还是没有突破。作为一种社会参与高校管理的机制,必须让大学理事会更具社会代表性,并且发挥一些参与高校管理的职能,使得有关高校发展的重大事项形成一个更加开放的决策机制。这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是一个难点。

《21世纪》:2000年5月,东北师范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成立了教授委员会。此后,国内很多高校陆续建立了教授委员会,你认为这样的委员会对于完善高校治理结构有何功用？现实中运作的效果如何？

王烽:现在很多高校建立了教授委员会,更好地发挥了教授参与学校治理的积极性,但是不同学校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很多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缺乏决策、配置资源方面的实权,有的运作中也存在行政化倾向。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现在很多学校的教授委员会都是建立在院、系一级,而非校一级。教授委员会的层级不同,所起到的作用也不一样。按照国际高等教育比较成功的模式来看,高等院校院、系一级的行政事务相对比较少,教授权力体现得很明显。学校一级,因行政事务多了起来,就会形成比较强大的行政权力诉求,这就需要在校一级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利益制衡和协调的机制。因此,在未来的教育改革,要力图把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尤其是在学校这一层级。

政校关系:谁的自主权

《21世纪》:有教育界专家指出,高校行政化问题背后的根源就是目前错位的政校关系,呼吁政府改变管理模式,给予高校更大办学自主权,这是一个解决办法吗？

王烽:其实,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法》中,早就明确规定了高校所拥有的各项办学自主权,比如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等权力。作为主管部门,近年来教育部也在不断下放各项办学权力,你把教育部历年出台的各种政策放在一起看,可以明显看出权力下放的趋势。但是,很多高校觉得自己办学自主权越来越少,这样的抱怨也真实存在。

《21世纪》:高校对于办学自主权受限的抱怨,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王烽:一个是建设经费的问题。国家给“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提供了大笔的建设经费,对于这笔经费,无论是得到的高校,还是没有得到的高校,都不太满意。没拿到钱的有意见,还可以理解。拿到钱也不买账,因为国家相关部门借这笔资金的管理把学校管死了。高校经费最稳定的是两大块,一块是经常性的政府拨款,一块是学生的学费收入,这两项的增长空间都是有限的;而社会捐赠和其它收入则很不稳定。所以,到后来,“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项目经费、科研项目经费已经成为这些高校求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与此同时,对于这些经费的管理,相关部门采取了严格的过程控制,而且发展到非常细化繁琐的程度,很多高校的教师都反映,现在成天都忙着填表格、申请项目,跟着项目的指挥棒转,根本无暇专注于教学、做研究。高校负责人也觉得,学校发展只能跟着项目走,自己支配经费的自由度很小,发展受到了制约。

此外,对外交流权的缩小,也是很多高校反映强烈的一个问题。《高等教育法》里明确规定,高校可以“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但是,一些领域对外交流的权力收得很紧,比如要求高校领导一年出国不能超过多少次,召开多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必须向上报批等等。对此,很多高校负责人都觉得难以接受,觉得这么细致的事根本不需要政府来审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