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粮食价格同比偏低，有损农民的利益，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袁隆平：粮食价格偏低会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国家应该高价买农民的粮，用平价销售。如果出现粮食走私，国家的粮食供不应求，还会出现危机。

　　现在很多农村，青壮年都出去打工，留下许多老人和妇女种田，土地抛荒严重，而南方双季稻需要很强的劳动力，种田的成本高 。

　　“杂交水稻外交”超越了“乒乓外交”

　　1998年，在墨西哥举行的作物遗传与杂种优势利用国际讨论会上，袁隆平获得“杂种优势利用杰出先驱科学家”称号

　　《瞭望东方周刊》：在急需粮食援助的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你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可以说，“杂交水稻外交”为中国的外交事业贡献巨大！

　　袁隆平：“杂交水稻外交”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国务委员、原外交部长唐家璇提出来的，他说：“‘杂交水稻外交’是一张王牌。”

　　一些出访各国的大使回国时，我跟他们提起了“杂交水稻外交”这件事情，他们都很感兴趣，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都很短缺。技术推广的好处有很多，比如越南，通过种植杂交水稻，已经从粮食进口国变为粮食出口国。

　　《瞭望东方周刊》：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杂交水稻外交”与常规的“对外援助”有什么不同？

　　袁隆平：技术上有所改进。同样是一笔援助款，以前用于帮人家建设公路、电站等基础设施，现在作为给对方培训技术人员的经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我们派专家过去传授技术，他们要有日常开支，要发工资。这样一来，钱最终又让我们赚回来了，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双赢”。我的助手长期在非洲指导杂交稻技术，那里以前平均每公顷产量为4.5吨，而现在，已达到了每公顷七吨。

　　《瞭望东方周刊》：将近30年的“杂交水稻外交”中有没有让你印象较深的事情？

　　袁隆平：有一次我在墨西哥接受“杰出先驱科学家”奖，一共有6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五个受奖人中四个是美国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向来都是很低调的，但那次，确实感到很自豪！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杂交水稻外交”肩负着多重意义，不同于曾经的“乒乓外交”，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说法的？

　　袁隆平：那时候我们国家又贫又弱，别的国家看不起我们，“乒乓外交”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一定的影响，特别在促进中美关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粮食解决了吃饱饭的大问题，我觉得“杂交水稻外交”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乒乓外交”。举个例子，我2004年出国的时候，有五个国家的总统级人物接见我，以色列总统还亲自给我颁了奖。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这时候，我是代表一个国家，说明中国人是有志气的。

　　杂交水稻技术推广路仍很长

　　近30年来，袁隆平带着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走遍了五大洲。美国著名农业科学家唐帕尔伯格说：“袁隆平，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瞭望东方周刊》：杂交水稻技术推广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袁隆平：有一些困难。比如非洲的一个国家，我们派人过去后，对方的水稻亩产上升了，水稻种植面积反而降了下来，原因在于，它们种植水稻的经费，是政府出一半，农民负担另一半。但政府是贷款的，农民又没有钱，种不起杂交水稻，面积自然就下来了。

　　尽管这么多年中国的杂交水稻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路还很长。全世界22亿亩水稻田，如果有一半种上杂交水稻，按每亩增长150公斤算，能多养活4.5亿人。在粮食紧缺成为世界性危机的现状下，这尤为重要。这几天，我们就在长沙筹备一个与此相关的国际杂交水稻会议。

　　《瞭望东方周刊》：1980年，作为中国出口的第一项农业专利，杂交水稻技术对美国进行了转让，推广的情况如何？

　　袁隆平：经过这么多年推广，现在美国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已经达到南部水稻主产区面积的1/3。

　　当时转让时还有很多人反对。当时农业部开会，其中就有一个种子局的领导质问，“杂交水稻技术转让，谁批准的？”首期专利费也只有20万美元，现在觉得，当时要价太低了。不过，美国仍根据每年水稻的种植面积，给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一定的分成，2007年，给了60万美元。

　　《瞭望东方周刊》：杂交水稻对外推广的效果如何？

　　袁隆平：比如一个非洲国家，以前每年进口150万~200万公斤大米，只需要五六亿美元。但现在涨了三倍，要十多亿。他们就想，多花这么多钱买粮，还不如自己生产。所以我们就派了技术人员过去帮助他们，搞得很不错，使他们的水稻亩产增长了50%多。

　　类似的援助也不少，我们帮了许多国家建立了农业基础中心，最重要的技术，就是杂交水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