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增长模式陷入困境

换言之，这一轮经济下滑似乎表明，至少从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畸形外向。

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成为各地政府最重要的政治考量，各级政府官员倾向于寻求见效最快的高速增长战略，与消费相比，投资成为自然的首选。

尽管民间已经积累了大量资产，但地方政府官员基于机会主义策略，仍然偏好外国投资，主要原因可能是吸引外国投资不需要进行根本的产权制度改革。

与向外资倾斜相比，各地政府的种种法律政策都没有对民众的收益进行有效保护，民众的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率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因此导致消费不足，巨额投资所形成的生产力自然地转向出口。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每年形成巨额外汇储备，为管制资本流动又实行了严厉外汇管制，因而以新发本币收购外汇，这些增发货币进一步推动了投资繁荣。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这一两年人们看到的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其实，2002年以来的繁荣就包含着极大的通货膨胀因素，煤炭、电力、钢材等等产品的价格已经轮番涨过了，只是近一两年，价格上涨波及食品等民生领域，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而价格轮番上涨本来就是通货膨胀型价格上涨的激发特征。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工业企业经营开始遭遇困境，今年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关闭风潮；同时，以股市、房市下滑为标志，资产泡沫破灭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

凡此种种现象表明，自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已经从周期的繁荣阶段进入周期的回调阶段。

依据此前的经济周期经验，在这个阶段应该不至于出现经济的绝对下降，但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预计，未来将有更多企业倒闭，房市、股市、车市将持续低迷。

政府该做什么

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可以做什么？

首先政府可以考虑采取货币政策。事实上，近几年来，面对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一直在提高商业银行储备金利率，偶尔也提高存贷款利率。现在，通货膨胀指标似乎仍然偏高。但毫无疑问，整体经济运转趋势已经逆转。中央银行如果仅仅盯着价格指数，继续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就是不理性的。

但是，中型甚至偏松的货币政策就能避免经济回调所带来的企业倒闭之类的负面影响吗？也未可知。因为，对于企业来说，严重的问题不是资金短缺，而是没有订单。

在珠江三角洲、浙江等地，企业的资金本来也不完全依赖正规金融体系，而民间自发的金融体系中不乏资金。是这里的放贷者的预期发生了变化，因而收紧信贷。而这种预期不是中央银行所能改变的，而与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社会因素有关。

政府也可以考虑采取财政政策。当然，财政政策可以采取两个完全不同的方案:一个方案是凯恩斯主义政策，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人为增加需求。摩根大通(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龚方雄在前不久的一份报告中披露，中国高层领导人正在考虑一个2000亿～4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包括减税和稳定资本市场以及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此报告引起轩然大波，但未必是绝对的异想天开。有消息透露，决策部门确实在考虑一个扩张性财政政策方案，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新增支出包括民生和投资等主要领域。

在近些年来政府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增加社保、教育等民生领域的开支是很有必要的。只是，在现有经济结构下，这些开支能否转换为困难最为严重的普通中小企业的订单，是未知数。

财政政策的另一个方案是供应学派主张的政策，即采取减税政策。在上述摩根大通所提出的报告中，就涉及1500亿的减税计划，包含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出口退税、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等几个方面。这样的政策确实可以直接惠及企业和民众。如果考虑政府财政收入连续高速增长的事实，则减税确实是十分必要的。

除了这些宏观经济政策之外，政府还应当从社会角度考虑问题。

也就是说，政府必须面对那些已经或者即将失去工作的工人，帮助社会低收入群体。受衰退影响最严重的必然是那些收入本来就比较低的人群，而他们的收入下降的边际成本又非常之高，一旦失业，往往就会生活没有着落。因此，政府现在就需要对可能出现的企业倒闭潮作出有效回应，筹集更多资源，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向那些受到企业倒闭影响的民众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更进一步，政府还需要面对经济体系中深层次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

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是:90年代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固然带来了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也蕴涵着很大风险，它内在地会制造通货膨胀，也会推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角度看，这样的增长都是难以持续的。

事实上，几年前，高层已经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但在繁荣期内，鲜有人具有变革的意愿。人们也许可以期待，在这一轮下滑周期内，政府将有足够的动力进行变革，从而使未来一轮繁荣的宏观经济与制度基础更为合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