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滞胀”是最困难的

关于“风险”的定义，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看它的可能性，二是看它一旦发生可能带来的损失。

关于可能性，目前各种观点都存在，众说纷纭，值得注意的是，宏观经济走势与宏观经济政策还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首先，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下滑过度担心，并进而在货币政策上重新开闸放水的话，就有可能重蹈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覆辙。1984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1985年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1986年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于是，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就开始叫，包括一些青年的经济学家也开始高呼经济滑坡了(见薛暮桥先生回忆录)，于是中央高层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开始发生动摇，货币政策重新开闸放水，1988年物价迅速上升，1989年出现了“硬着陆”。

其次，如果我们过度坚持数量控制、甚至是行政控制的话，又有可能重新出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情形——1996年就开始讨论需求不足的问题；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到1998年不得不全国一起努力来“保8”。

再次，如果我们的政策摇摆不定，货币政策松一下、紧一下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滞胀的情形。因为美国当年就是货币政策不断地松一下、紧一下，对市场机制冲击过大，才导致了滞胀局面的形成。

另一方面，从损失的角度来看，宏观经济的损失不好量化，那么可以从“克服的难度”来加以观察。

首先，如果出现“滞”的情形的话，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特征来看，一般克服起来相对容易些，并且我们有1998年、1999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经验。

其次，如果出现“胀”的情形，治理起来要比出现“滞”的情形困难得多。但是过去30年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一整套治理的方法，也还是可以应对的。

再次，如果出现“滞胀”的情形的话，我认为恐怕是最难治理的，一是我们没有经历过，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二是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治理“滞胀”是最困难的，比单纯治理“滞”和单纯治理“胀”都要困难；三是目前中国出现“滞胀”的可能性的确正在上升，因为我们存在着一些与美国当年相类似的情形。

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促进经济转型

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之下，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如何抉择？笔者以为，在当前的形势下，理想的政策应当是:紧货币、松财政，放价格、调结构，抓改革、促转型。

所谓“紧货币”，主要是为了抑制通胀。总量政策应当继续从紧，不能开闸放水；但是应当注意更多的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也就是利率的调控作用，消除负利率。

所谓“松财政”，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在总量上能不能适当增加财政支出和政府投入，且重点放在调整结构上，例如增加社保、救灾方面的投入；补助穷人以增加抗通胀能力。另外就是降低税负，降低所得税和取消利息税；还有可以探讨的是，能不能允许地方政府发债。

所谓“放价格、调结构”，现在一说调结构，总是政府去调结构，政府去“有保有压”，但笔者以为，正确的调结构方式应当是理顺价格，把价格理顺了，由价格机制去调整结构——但是一定要注意，只有管住货币才能放开价格，否则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所谓“抓改革、促转型”。举例而言，近来呼吁较多的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于货币紧缩造成的，货币放松的时候，中小企业融资一样困难，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比如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和担保公司，又比如成立民营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等等。

总之，要用改革办法来促进经济转型。 ★

中国经济处于转折点上

依据此前的经济周期经验，在这个阶段应该不至于出现经济的绝对下降，但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预计，未来将有更多企业倒闭，房市、股市、车市将持续低迷

从政府高层到经济学家都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相当困难、也相当关键的时期，如果处置不当，可能导致经济的深度下滑

★ 本刊评员论／秋风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人们谈论了许多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实际上，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多个周期性波动，甚至波幅非常大。

通货膨胀型繁荣

1977年到1981年为一个周期，1982年到1986年为一个周期，1987年到1990年为一个周期，1991年到2001年为一个周期。

与1978年之前不同的是，这些周期性波动没有出现“大起大落”，GDP并没有出现绝对下降，而是增长率下降。但是，经济的周期性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

应当说，中国的经济周期属于典型的政治性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也就是说，经济周期主要是由政治因素推动——执政党和政府决心发展经济，中央银行于是增发货币，地方政府在政绩指标激励下，也会大规模增加投资，或者向民间开放某些产业。这两者结合，促使经济走向了繁荣。但不幸的是，这种繁荣的持续性不佳:货币过多增发会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旦达到一定水平，政府和中央银行为维持经济稳定，就必须采取紧缩措施，而紧缩措施又会影响到大量企业和投资的资金链断裂。结果经济增长率下降，甚至出现经济的衰退。

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又进入新一轮周期，过去几年是周期的繁荣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繁荣同样是一次通货膨胀型繁荣，一定程序上是由于中央银行过多增发货币导致的。但是，以前的货币增发大多因为政治考虑而主动发行，这一次，中央银行增发货币却带有较大的被动性——为了应对快速增加的外汇储备，外汇占款似乎占了中央银行增发货币的一大部分。

政府并没有要求中央银行多发货币，甚至自2003年以来，政府就一直试图控制经济过热，但中央银行仍然不得不多发货币。

也正是这一点表明，本轮经济周期不只由传统的政治性周期因素驱动，除此之外，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制度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