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愤怒超过预测

德国外交协会中国问题专家卑斯克估计，中国的愤怒可能远远超过媒体预测的“几个月”或“奥运会之前”，“因为中心问题不是默克尔与达赖喇嘛的会晤，这背后是德国外交战略的转变”。首先，默克尔公开表示愿意推行美国式的“价值观外交”，这是对施罗德以及科尔的外交政策的摒弃；其次，默克尔所在政党的“对华新政策”违背了“中国本质”的现象，因为中国在德国亚洲政策中的中心位置是其他国家无法取代的。卑斯克认为，默克尔急需与北京建立联系，重新调整关系。比如像前任一样，与北京进行直接对话，消除误解。重获北京信任是默克尔最紧迫的问题。如果她走出这一点，在外交上比较“仗义”的中国会“不计前嫌”。

对一些德国媒体所说的中国目前给欧洲带来的不仅是经贸方面的挑战，还在利用权力政治引发“欧洲国家内斗”，影响德国的政策。卑斯克说，所有国家在外交上都有一个亲疏差别，各国利用这一点似乎也无可厚非，如果德国对中国冷淡，中国也可以找到其他的替代者，比如日本、法国等，甚至美国，关键还是国家利益。所以，从国家利益来看，默克尔无论如何应发展德中关系。

德中为何陷入困境

德国波恩东亚研究院学者许文敏18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中国取消中德财长会晤让不少德国人感到意外，默克尔会见达赖时他们没想到中国会如此愤怒，更没想到两国的疏远会走这么远。

“跟德国专家聊天，中国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当前中德关系遭遇的困难也经常被提及。”许文敏说，默克尔会见达赖固然是中德冷淡的触发点，但更要看到其背后正在发生的一切：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经济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处于一个停滞阶段，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相对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新崛起国家的产品却大量流入。考虑到德国是个工业出口大国，它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更敏感。政治家没有什么好办法迅速推动经济发展，将批评目标对准新崛起国家就成了平息百姓怨气的捷径。默克尔会见达赖引发中德冷淡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一个产物。不过，许文敏强调，尽管中德必然会经历协调双方经济利益的阶段，但不同政治家的处理方式却会给这种调整带来很大影响。

许文敏说，德执政联盟出现对华政策不同声音也是正常的，在如何应对中印等新兴大国崛起上，默克尔主张欧洲与美国、加拿大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并且多年来一直在操作这项工程，而社民党则是另一种思路。许文敏认为，目前在对华政策上德国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以老的汉学家、知华派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崛起是一种自然趋势，中国是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稳定了，世界不就稳定了吗？刚从中国回去的一位波恩大学教授日前对许文敏说，中国政府做到了这一点，应该谢天谢地。如果目前的中国像30多年前的文革，西方真不知该怎么办。第二种观点集中于《明镜》周刊柏林总部主任史丹格特去年出版的书籍《为财富而战》，文章核心就是：面对中国崛起西方该怎么办？默克尔主张的建立跨大西洋联盟就是该书给出的答案，因此也有人将史丹格特称为默克尔的“政治军师”，这种观点也代表了德国少壮派的观点。第三种观点以德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桑特史莱德为代表，认为中国崛起不能以好事或坏事来形容，德国应该做的是协调与中国发展的步调，让德国获得好处。许文敏说，由于三种看法都有市场，因此德国的对华政策会处于一个长期的调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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