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今年2月6日，陶文娟（右）和曹玲艳（左）在浙江省奉化市西坞街道力邦社区与姐妹们一起跳绳。中国第一部反映新一代进城务工青年生活的电影《两只蝴蝶》即以她俩“友爱和成长”的故事为主线。邵全海摄

第一代农民工能及时拿到工钱就知足了，而在80后进城务工青年眼里，获得城市的平等待遇，比在城市生存更重要

施着淡妆，穿着标准职业装，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谈起当前的流行歌曲、网络游戏，不比城里长大的年轻人逊色——坐在记者面前的陈敏，似乎无论如何都无法与“农民工”联系在一起。

23岁的陈敏，来自安徽农村，四年前高中毕业后和同乡的姐妹一起出来“打拼”，到杭州也已经两年，如今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

“曾经希望自己能够依靠读书来改变命运，但最终还是没能考上大学。”不过，当了酒店服务员的小陈，并没有放弃“知识改变命运”的努力——如今除了工作，她还在参加酒店管理的学习。

“他们不想再是城市的匆匆过客。”浙江理工大学老师甄月桥这样总结许多和陈敏类似的新生代民工。

前不久，作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招标立项的重点课题，浙江理工大学老师甄月桥、陈蔚、葛列众等赴杭州、宁波、温州、嘉兴四地，就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利益诉求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伴随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发生的新的变化一样，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也已经开始逐步分化。

出来，不再是只为了赚钱

短短四年，方琴已经换了许多个工作。开始是在温州一家服装厂做工，“又脏又累，每天加班加点，薪水还要被克扣”，于是“炒了老板鱿鱼”，后来又先后进过纺织厂、食品加工厂，还做过商场销售员。

从“有工就打，有活就干”到向“学技术、重发展”转变，甄月桥说，尽管称呼依旧，新生代农民工已悄然“更新换代”，不能再把他们和肩扛蛇皮袋、灰头土脸的第一代农民工形象联系在一起。

“从谋求生存到寻找精彩，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普遍满足于将谋生、赚钱为主要目标，而更多的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甄月桥说，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读过初中甚至高中，有的还上过职业技术学校，深受电视文化和信息文明的熏陶浸染，在谋生、赚钱的同时，更关注个人发展。“他们积极寻求通往城市生活的路径，愿意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留城生活的愿望。”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关心薪水，还关心工作时间，关心工作环境，关心培训机会、社会保障等，比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烈的接受继续教育和自我发展的愿望，更关注今后自身发展和前途。

“主要是来学习，想学个电脑维修什么的。”25岁的小王，穿着得体，头发光亮。这位来自浙江丽水乡下的小伙子，觉得“待在家里也没有意思，村里都没有什么年轻人了”，跑到一家电子市场当了帮工。

这次调查中显示，69.5%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各种培训，比第一代农民工高出11个百分点。在培训目的上，63.7%的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是“为了找一份工作”而学习基本技能，84.4%和78.5%的新生代农民工则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技术”和“增长见识”。在培训投入上，29.0%的第一代农民工不愿意自费培训，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下降到23.3%。

“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更重视社会需求和自我发展能力。”调查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