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某被抓获时，包里还有近10万元钱没有送出，同时，检察官还发现了一个账本。上面不仅记录着司机们给刘某交费的明细，还记录着刘某给交警、交通等部门执法人员送钱的明细，其中还有一些“小账”，如某一天请哪些人吃饭花了几百，某一天给某某充手机费200元等等。负责侦查的离石区检察院反贪局负责人表示，此案涉及的人和单位很多，案子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正是这些执法人员的枉法行为，让刘某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家致富’。”办案检察官说，这些执法人员的枉法行为，不仅直接产生渎职和腐败，还严重干扰着其他执法人员的正常执法。

吕梁市“治超”办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路秉公执法不收钱，不出3天就会有人收拾你。可是收了钱，自己心里又不安。”这位曾上路执法的工作人员说，上路执法不久，因为“不懂规矩”拦了人家的车，家里很快就接到了恐吓电话。有些执法人员因此只好申请调动工作。离石区交警大队一位副大队长就曾听到这样的“劝告”：“你儿子要结婚住新房，你那几个工资哪里够用，干脆也关照几辆车，来钱快，补贴补贴家用。”

超载与罚款之间的“怪圈”

既然运输成本很高，为什么车主们不提高运价呢？“因为有特权车存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治超”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这些有着各种背景的特权车，不需要交纳太多的罚款，运输成本较低，这些特权车与缴纳罚款的普通车队形成竞争，使得山西省的运价涨不起来。

这位“治超”工作人员分析说，“治超”部门的行为实际上变相地“鼓励”了超载，虽然“治超”部门明文规定对超载车辆要坚决卸载，严禁只罚款不卸载，但“只罚款不卸载”已是普遍现象。

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分析认为，造成这种“悖论”现象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执法人员方面。有的执法人员顶不住压力或熟人的“面子”。这些超载车辆背后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执法人员又有自己的经济收入考虑，双方最终达成“默契”，罚款我得，超载货物你拉走，有钱大家赚。

二是制度方面。执法人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按照有关规定，超载罚款可以从几百元到3万元不等，而这么大的罚款幅度，一个普通执法人员就可以全权决定。

三是车队本身方面。据办案检察官介绍，有的车队与当地农民“合作”，当“治超”部门准备卸载一辆超载车时，当地人便纠合许多车辆，多时达上百辆，恶意拥堵“治超”站，迫使“治超”部门尽快放行。这样，再次遇到这样的超载车辆时，“治超”部门便得三思而行。有的车队干脆使用武力威胁。他们携带棍棒、砍刀等凶器，围堵“治超”站，威胁“治超”人员，去年山西大同就查处了这样一个团伙。

罚款导致运输成本提高，运价却因为特权车辆的竞争不能提高；为多赚钱，车主们只能多拉超载；超载的后果就只有被罚款；知道要罚款就更要超载……超载与罚款就这样恶性循环，形成一个“怪圈”。

离石区检察院反贪局负责人表示，“治超”困境成为滋生受贿和渎职等腐败行为的土壤，检察机关在查办这些职务犯罪案件的同时，将着力做好教育预防工作，分析各地“治超”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检察建议，以期从根本上遏制此类案件发展的势头。(宁风)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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