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享受”资本外逃目的地国“待遇”的发达国家，也在承受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代价，“9·１1”之后，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掀起了以反洗钱为核心的金融反恐高潮。美国甚至说服某国银行加强反洗钱力度——该国银行以“保密”著称，但也因此涉嫌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巨贪洗钱。

引渡法专家黄风不认为这代表美国会积极协助发展中国家在其境内追赃。“它首先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廖燃相信这是一个积极的开始，即使美国没有主观意愿去帮助穷国，但“在反洗钱的监控中，腐败和恐怖资金恐怕很难区分”。分享“腐败收益”的考量

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被认为是全球反腐的一道分水岭。公约将“资产追回”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要求缔约国提供最广泛的合作和协助。

黄风曾作为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官员参与公约的起草工作。作为多边协调机制，公约难以直接落实到实践中，“妥协也较多”。建立双边的协助机制，在他看来非常重要。“可以绕开法律障碍。”

在公约框架下，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与有关国家的谈判和合作加速。

中国和美国去年4月举行了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研讨会，主题是“拒绝避风港——资产返还和人员引渡”。两国元首在2004年的APEC会议上曾就此商讨，并达成合作共识。

廖燃认为，随着国际反腐合作的开展，贪官外逃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现在贪官进入美国的风险越来越大了。”他说，目前在逃的中国贪官，将赃款和他们的老婆孩子转移到国外，多数发生在2003年之前。

贪污挪用公款4.85亿美元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携款出逃两年半后，2004年被移送回国。作为条件，中国维持了美国法院对余振东12年有期徒刑的判决。“如果从数额看，余振东在国内基本要被判死刑。”黄风说，他全程参与此案的谈判。

通过司法协助，中国追回了355万美元，之后中国银行通过在美的诉讼追回了数倍于此的赃款。

两国在余振东案上完成了最完美的一次交接。但每年引渡和追讨成功的案例寥寥。黄风说，腐败案最关键的是取证，贪官往往将资金链“折断”，而“钱不会说话”。

除了技术问题之外，还涉及到经济利益问题。他说，一些贪官逃到某些发展中国家，钱照样回不来。

在外逃资金的处理问题上，王明高主张“收益分享”。尼日利亚承诺分给阿巴查家属1／4追回资产，以追讨存于瑞士银行的赃款。“目前，我国在国际条约中并未表明这一立场，没有建立相关的‘分享制度’，这使得赃款追缴难度加大。从长远看，收益分享有利于鼓励各国配合请求国的追缴请求，促进国际合作。”

关于追缴资产处理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张“分享”，以“分享”的名义返还他国部分财产；而发展中国家则难以接受“分享”的说法，也不愿意与发达国家进行分配。王明高透露，中国并没有明确反对分享。

重视以刑罚打击腐败犯罪的中国，承认并尊重了“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原则，与西班牙签订引渡条约，敲开了与发达国家合作的大门。

监察部等部门甚至与“透明国际”这样的NGO建立了合作关系。该机构认为中国的反腐败已经“走上了正轨”，“以前都是惩办一批大案要案，判刑，现在已经意识到反腐败就是制度建设。”廖燃说，他认为2004年的行政许可法和刚刚公布的信息公开法最为重要，“反腐败最重要的是透明，公开就能减少一半腐败”。

他认为，尽管目前中国在反洗钱、财产申报、身份管理等方面的制度漏洞还很多，但根本的问题在于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让贪官准备长达5年甚至10年将大量资金转移出去，没有人发现，这才是最可怕的。”

南方新闻网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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