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 局

北京大学彩票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坚持一个观点——自1987年发行彩票以来，中国事实上已经开放了博彩业。

“许多国家开放博彩的理由都是为了打击私彩。”这位毕业于美国内达华大学彩票管理专业的博士认为。

自地下“六合彩”产生的十多年，公安机关从未放松过对其的严打政策，“但效果如何呢？”沈明明提出疑问：“是不是到了该考虑其他政策的时候了？”

他提供政府三种选择的可能性：一是继续强化打击；二是尽可能满足需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私彩纳入合法渠道，一方面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缩小私彩空间；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

从国外情况看，他介绍说，许多国家都走过禁止-开放的过程。“既然开了这个口子，那问题的实质就是政策怎么进行下去。”

王薛红说，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奉行禁赌政策，香港也不例外。博彩业属于政府特别许可，税率高达70%以上，每年为政府贡献10%左右的税收。内地的福彩和体彩，要上缴35%的公益金。而地下“六合彩”不负任何责任。

李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彩票之所要由国家垄断发行，就是要利用价格手段，降低彩票返奖率进而降低其销量，并将取得的资金用于社会公益福利事业以尽量缓解彩票发行可能带来的某些社会问题。

沈明明一直提倡“责任博彩”。这在他看来非常重要。他觉得目前政府和公彩发行机构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北大彩票所自成立不久就呼吁设立一个问题彩民的救助热线，但是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

他提醒，目前媒体对公彩的宣传有个误区——忽略它的危害性。“事实上，因为买公彩破产的也有，而媒体报道较少而已。”而为了宣传私彩的危害性而鼓励购买公彩，在专家们看来值得商榷。

专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普及彩民的基本彩票常识。“彩票是没有规律的，如果真有规律，能算出来，那么说明这个游戏的设计太差了。”沈明明说，“彩票是小概率事件，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不要拼命投入。”

彭心安反对将地下“六合彩”合法化。“现在公彩也做不到让人们都理智地去买，只要有赌的性质，总会带来人间的悲剧。”

李刚已经看到许多因沉迷公彩而破产的案例。他担心公彩的发行反而可能刺激私彩的发展。“地下私彩借公彩中奖号码为依托，变得更‘可信’。如果政府打击不力，反而可能发展壮大，甚至取代合法的公彩。”一个典型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私彩“大家乐”之于公彩“爱国奖券”，政府耗费大量力气功效依旧有限，遂放弃发行“爱国奖券”，结果“大家乐”改依附香港“六合彩”，赌风益盛。

而这种担心在海南已有隐患。李刚曾专门考察，尽管政府大力打击，岛上“公彩卖不动”，而肆虐的私彩借用的恰恰是体彩等公彩的开奖结果。李刚的结论是——“政府不力”。

彭心安说，有人认为地下“六合彩”泛滥是因为公彩发行做得不好，这根本就是错误的。他多年调查的结论是，问题核心还在于政府的打击决心，应该落实领导责任制。“至于公彩会不会打败私彩，这样的问题越讨论越麻烦。”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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