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讲

这是做人起码的良心，我知道讲了对我不好，知道这个规则

记:联想起你所说的教授职称评审，到底是管理者有权决定谁做教授还是专家有权力？

张:学术委员会按理应该有权力，但是这个委员会是虚置的，一年开不了几次会。这个人能不能当教授，看他的学术成果就够了，看一篇文章就够了。不用看他写了多少书，中国所谓的学术数量在世界上位于前列，但是质量呢？

记:在评审的当时，你可以不讲话。因为毕竟无关你的事情。

张:我可以不讲，但是我必须讲，因为这是做人起码的良心。我知道讲了对我不好，知道这个规则，但是我还在讲。我还在讲。

记:就像你在博客里写的，你知道在大学里最怕的是人有个性，你是个有个性的人吗？

张:我有个性。我的个性不是不能跟别人合作，我的同事、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但是我受不了强权。不是我对领导不尊重，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

记:就算稍稍委屈一点自己，你也不愿意？

张:不是不能委屈自己，而是不能降低我的人格。要我委屈自己做点什么事情，我会去做。比如给我一个机会去和他进行沟通，我也可以去做，但是从去年到现在，没有给我一个机会去和他沟通，甚至说话。

记:你觉得你需要对上司具有敬畏之心吗？

张:我不需要对任何人具有敬畏之心，我只对真理保持敬畏之心。

记:是不是也有自己做得不够妥当或者圆滑的地方？

张:良心让我忍受不下去。不够圆滑我有，但是不妥当的地方我觉得没有。我怎么才能做到委婉呢？我只是在会议上表达我的意见，这没有什么问题。

记:写博客毕竟是一个比较个人的事情，有种观点就是你与某些领导的个人恩怨有没有必要拿到博客上来说？有没有必要向社会公布？

张:我事先是经过考虑的，而且我也跟他们打过招呼，他们的回复是无所谓。我觉得这是最合适的会客厅。

至少给学生和教授一些权力

权力对学术的过度干涉和操纵必然束缚学术发展

记:你觉得比较理想的大学管理应该是怎么样的？

张:起码平等一点，教授也有一定的自主权，现在的现实是非常缺少这些。这种官僚化，确实是中国高校走到今天这个境地的最根本的原因。理想的大学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学，当时的西南联大、北大，都是理想的大学。至少学术自由吧！

记:你渴望的学术自由是什么样的？

张:至少给学生和教授一些权力。比如说决定学术评审、职称评审，应该由老师们投票选出来，也就是各项事务更民主一些。

记:你觉得学术和权力是完全对立的？

张:当然。权力对学术的过度干涉和操纵必然束缚学术发展。现在的学术怎么样？现在中国的文章国外有人看？到处都是抄袭偷窃。那些刚进高校的年轻教师，他们的感受更深刻，更难受。

记:你会因此离开人大吗？

张:现在我还不知道。

记:从你的主观来讲，你愿意离开人大吗？

张:我不愿意，我舍不得我的学生。最坏也不过就是不当教授，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人大十年，我对得起我的学生。现在我已经不太想我自己会怎么样了，只是希望现在可以变成一个公众讨论的话题，能把这个现状改变一点，我也觉得值了。当然这件事情，让我现在名声很大，可以出书，可以卖稿子为生，也不完全是坏事嘛，当然我并不需要这样壮大我的名气。

链接：学院回应

3月15日，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全院全体同学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不要参与到一些无谓的争议中，同时表示坚决反对张鸣教授处理问题的方式，坚决反对在媒体上“打乱仗”的做法。信中称，“大家知道，任何单位都有程度不同的问题，但是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事炒作，张鸣教授在国内开了个先例。”

3月17日，张鸣被撤职第二天，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了第二封公开信称:“最近张鸣教授一再在多家媒体上说国际关系学院要逼走他，这完全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谎言。他到处说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实际上由于他在网络和媒体上发表的言论和许多不明真相的网友的跟帖，学校和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不少无辜的老师才成了最大的受害者，而张鸣教授才是真正侵害别人的人。”(来源：南方都市报记者姜英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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