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蓬蓬

在拿破伦的彩色画像下，爱维琳娜·翰斯卡娅写下了这样的话：“他未能用宝剑完成的大业，我将用笔杆来完成。”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爱维琳娜崇拜的巴尔扎克。事实上，不仅爱维琳娜这样说，连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也这样认为：“法国的大贵族巴尔扎克，继承并完成了伟大拿破伦的事业。”

巴尔扎克对这句评价的话是满意的。他早就准备把自己一生的著作——《驴皮记》、《邦斯舅舅》、《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 、《夏倍上校》．．．．．．汇集起来，成为四十大卷的《人间喜剧》。如果你要了解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历史，不用查阅历史典籍，只要看《人间喜剧》就足够了。

但是，尽管巴尔扎克欢呼过法国大革命，甚至观看了沸腾起来的群众攻占了巴士底狱，却因为他始终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选择摇摆，没有办法从这个圈套中冲出。有什幺办法呢？巴尔扎克一生欣赏“荣誉”，他心甘情愿地承受出版商的剥削，拼命地用羽毛笔淋漓尽致书写，却仍然是一个戴着桂冠身背债务的“穷苦人”。在西方世界，只有巴尔扎克敢于这样宣告：“我只靠自己的笔来营生，我的钱袋里从未装进过一枚非劳动所得的铜币。我是在一片仇恨的叫喊声中，在文学家相互对骂声中，用我无畏的笔写出我的作品的。”

啊！在古今中外的历史记载里，类似巴尔扎克命运和遭遇的人，是太多太多了。无论是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还是批判现实主义和后现实主义的作家，他们都由于布尔乔亚的意识，染指于程度不同的致命错误，最后遗憾地离开了人世。尽管有的人曾飞黄腾达不可一世，有的人则悲欢离合郁郁终身。

按照纳·雷巴克的说法，巴尔扎克致命的错误，就是兴冲冲地从巴黎来到这遥远的维尔霍夫尼亚。在俄罗斯翰斯基伯爵世袭领地，为拜会爱维琳娜夫人，获得最珍贵的，实际上却是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而这种爱情给巴尔扎克带来的，不是幸福，却是坟墓。

巴尔扎克完全忘记了。一八三一年三月十七日，他发表在漫画杂志上的讽刺小品——《长袍里的英雄主义》，沙皇尼古拉一世怎幺能忍受呢？在这片专制的土地上，他们曾经把普希金置于死地，把赫尔金驱逐出境，把别林斯基逼进坟墓，把谢甫琴科载上镣铐，又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长期服苦役．．．．．．

当然，巴尔扎克难以忘怀爱维琳娜的第一封书信，更无法不回忆在瑞士和爱维琳娜“肉体的结合”。于是，他写下了《基辅归鸿》，在歌功颂德之后，终于获得尼古拉恩准，与已死了老男人的爱维琳娜结婚。

巴尔扎克这一生，曾透视和描写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但俄罗斯的伯爵夫人和女农奴主，爱维琳娜，有其阶级的本性，在巴尔扎克尸骨未寒的时候，就已另有新欢，这位雄心勃勃要继承拿破伦事业的小说家，能想到会有如此残忍和无情的行为吗，这些情节，只有让下一代作家来补充刻画了。

维克多·雨果在巴尔扎克墓碑前曾悲愤交加地说：“《人间喜剧》的作者，属于伟大的革命作家的行列，不管他本人是否意识到，也不管他是否乐意，是否赞成。”

雨果的评价是否中肯，我们可以不必计较，因为一个世纪以后，真正的革命，已经毫不留情地把旧世界摧毁。而革命以后的新世界，只要你去观察就可以看到，仍然有众多知名的写家，继续犯着巴尔扎克那样的致命错误，去寻找那自己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