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实
数年前，我曾有机会进入位于塔克拉码干沙漠东北部一带的中国核试验爆炸区。当越野车经过曲折跋涉到达一处爆点时，有同行的专业人员相告，尽管已经时过多年，但核爆炸时遗留的放射性粘染物质仍有残存，可以被清楚地检测到，所以大家最好不要直接触摸脚下的沙石、土壤之类，而且停留时间也不能太长。在停留的数十分钟之内，我看着生命迹象全无的焦土砾石，想像着核武器爆炸或者是放射粘染是怎么一回事，但肉眼却什么也看不到，天空如洗般湛蓝，地平线寂静而辽远，你很难直觉到什么危害性的物质正与自己共存。不知为什么，我从头至尾没有任何害怕的感觉，我甚至在不经意间见一位同行者匆匆弯腰捡起一块石子丢入自己衣袋。他在与危险的警告作对？仰或者是在检验自己的勇气，反正我几乎立刻同意了他的做法：眼前并没有什么可怕之物。我们所到的那个爆点现场的照片，曾多次见诸于报刊，被核爆高温扭曲和半熔化的百米铁塔，坍落于地表，旁竖一碑，有张爱萍将军手书的“中国首次核实验爆心”一行大字。
当SARS风暴袭至北京的时候，正值春天。春天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之一。天气凉爽，满目新绿。从三月开始，玉兰花、丁香花，桃花、槐花、蔷薇花、月季花……此起彼伏地开放，街头不时可闻浓烈的香气。偶然从市声喧器或车辆噪音中抬头，黛青的西山轮廓在晴空下清晰可见，郊区的诱惑似在遥遥招手，尚未迈步就会感到阵阵的神清气爽。无论谁，也无论何种样态的生存，在这个季节里，恐怕都会有凝神于造化的奇迹而深深呼吸的无忧时刻。然而，今年的春天却被无情地忽略了，非但忽略，人们甚至是在躲避和拒绝着它。SARS所引发的惊惧与恐慌，使人们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关涉到自身生命安危的唯一方向，而无暇再顾及到其它。足不出户，或者是主要表情隐藏于口罩之下但仍通过眼睛而暴露出的紧张、提防甚至相互嫌恶，使人们根本未能察觉到春天的脚步。这使我想到了核爆区。看不见什么不等于什么都没有，放射粘染的存在和威胁，是不容我们观赏的，曾经有过的对核冬天的描述绝非预言或猜想，地球人类对此已经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鲜花自然是如期开放的，但却和开在夜色中没有什么两样。
通过五花八门的媒介而被强化的相关资讯，空前地测试着每一个人的脆弱神经。除蒙童外，所有生命经验的具备者的前意识都被唤醒了，除了无所不在的防备、退让与躲藏，就再也感受不到什么。仿佛SARS正像幽灵一样行走在北京的街头，仿佛某一支神秘的无形的军队从天而降，正在挨门逐户搜捕触犯了天条的重要嫌犯。被公布的SARS患者、疑似患者的数目，是被捉拿归案者，医院就是集中营。
不幸的人们正在不知罪行为何的情况下束手待擒，等待甄别。要么被处死，要么被赦免，审判是随时随刻的。可悲的是，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以陷于如此种不幸的，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不幸。不幸中的不幸更在于，一向并无自己神祗的人，在这个悲惨的时刻，亦没有哪怕是虚幻的仁慈者可求助。从来被理所当然视为是救护之所的医院，现在又成了最不安全的地方，这就使受害看上去更加凄凉，使无辜更加纯粹，使恶运也更成加绝对。
在这史无前例的慌乱与失态中，我们晃然觉察到了之前充满活力的人间生活的珍贵之处，尽管那亦可能是无知、愚蠢、空虚和堕落的。在这之前我们是松懈的、散慢的、“无忧无虑”的，现在则是谨慎的、焦躁的、提心吊胆的。在整个世界都正常——战争自然也正常地进行——的情况下，这个地区，这个城市进入了极度的不正常之中：商业凋蔽、路人稀落倒在其次——北京的市内交通多少年来从未有过地通畅，到了红绿灯的四个方向均不见有车辆的地步，路人之间，熟人之间，亲人之间，都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电视里警告：不要接吻！刺鼻的化学清洗品气味充斥任何角落，但这些成份不明的气味却正是唯一可带来安全感的防御之盾。
春天的声音、温度、色彩和气味杳无踪迹。
不是因为春天真的没有到来，而是我们的心灵之门关闭了。我们贯常热爱生命的自然状态被一种唯恐生命失去的强烈忧惧扭曲了，变态的求生意识使生命失去了光泽，使生命的自由呼吸转换为夸张的防护与诚备姿态。音乐，绘画，语言艺术，这些都要失效，甚至政治力量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人们只听命于有关疫害的一切确凿或不确凿消息，只伸手触摸“消失”或者“继续存在”这非此即彼的狰狞选项按纽。交流用的语汇中，有关SARS的信息，浓度大到了不能再大，就像可交换氧气与二氧化碳的空气中，医用酒精和过氧乙酸的浓度已如霭霭般可见一样。
我不是个悲观主义者，但瞒目所见，使我不能不感到悲观。
且不论灾难到底缘自何处，人们在灾难面前的表现出的软弱、怯懦与惊慌失措，确曾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也许战争、地震、火山爆发和洪水——这些事件都来得过于突然、猛烈和集中并且往往都戛然而止，颇具戏剧色彩，因而总是能与人类通常的灾难承受心理相符合，之后的救援、哀悼与追思也能将大多数伤逝抚平，生活又会复归自如——除外，没有比此次灾更令人难以适应的了：它似乎是冲着个人而来的，包括罹病者和所有身在疫区的健康者。因为它的包含的一个明确信息是，人即是这致命病毒的介质，每一个人都是替在的患者和传播者，任何近距离的接触、探视乃至呼吸，都是危险的。医学方面的无能为力更加剧了情势的险恶。北京、广州、香港，还有后来的台湾等地，则成为全球意义上的危险地区，WHO对这些地区发出旅游警告。向来极度敏感的西方人，喜欢照搬和模仿的俄国人，还有几百年来一刻不停地处在紧张状态中的日本人，都对这发生在同类中的瘟疫做出了夸张和变态的反应，包括遥远非洲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都宣布了对中国及SARS传播地区人员入境的保护性措施，就像晦黯的亚洲各大都市中的人群在一夜间都戴上了形形色色的口罩一样。新西兰外交部和美国大学的某些人士甚至到了以为只要是黄皮肤或中国面孔的人，体内就必然暗藏着病毒的地步。
一幅可以想见的画面是：面对肆虐的SARS病毒，全球可能最终需要超过60亿人戴上口罩，其中包括了仍必须冒险露面的艺人和政客，还包括僧侣、国王与忙于跨国犯罪的恐怖分子。当这类只有和致命病毒打交道的医护人员、研究试验人员才需要的防护用具被普及到每一个人时，人类生活景观的改变几近不可想像——你怎样才能回忆一个原本熟悉的面孔？你怎样去看待一个更加陌生的陌生人？我们还可以假设一下，如果确如某些宗教所认为的，这场从天而降的瘟疫，是对腐败人类的一种严厉惩罚的话，那些率先获得防护装备，已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自卫者，他们最后的逃避之所何在？就实际的情况来看，最富裕的国家和最优越的种族此前都并未如诺亚般接到准备方舟及其他物种的指示。
手忙脚乱的自救！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逃亡。
显然，捍卫生存权力的本能完全有可能使人类退回到文明之前的起跑线上去。相对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种族与种族，个人的情况完全一样，友爱、亲情、心灵之善这些被附加于生命的美妙原素，很可能都在自我保护的首要反应中形成同虚设了。我们几千年来积极蓄的那些精神财富、有价值的感情，注定要让位于只能够短暂地存活和挣扎的肉体。
适逢其时的肉体至上主义。
什么是肉体呢？我们就只有听医学专家的，它是血液、脂肪、淋巴组织、腺体、细胞、DNA，它是对包括空气在内的物质作出一系列化学反应的复杂机器，自然，也对病毒作出胜利的或失败的反应；我们还得听江湖术士的和神秘主义者的，它是一系列稀有和珍奇药物的吸纳者，是对姓名偕音、方位风水与养生之道的信奉者。结果，肉体成了其唯一目标就是使肉体想方设法地存活的一种“自在之物”，肉体由于自卫而表现出的奋不顾身？使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它的那些负载物：理性、灵魂与生命之美全都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肉体除了是条件反射的生物之外实在并无太多其它的蕴含。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就不会再痴人说梦了，而诗人也只能闭上他们的嘴巴。
如此触目惊心的真实，恰好使“触目惊心”这样词汇失去意义：谁还有暇再驻足观望，以同情之情体会这同类中发生的不幸。仿佛从前的“约法”被解除了，而我们之中并没有挺身而出担当新任的牺牲者。今天明显缺乏一个像罗马在耶路撒冷的总督本丢·波拉多的行刑那样一个可以为千年世界赎回信心的仪式。我们似乎必定集体殉身却只会死得毫无意义，没有悲剧性，没有身后的褒贬和怀念，像不言不语的牲口的亡故而无须再有说明和解释．
相形之下，那些在人道主义层面上展开的声势浩大的拯救活动，就必得被放在一个人道主义的头脑或框架中才能变得可以理解，这需要所有的生灵们都要被告知，个人之上有人类，而人类必须是永远纯洁和健康的，不需要害群之马。因此之故，我们遇到了两种真实，那就是自柏拉图以来，人类理性传统基于群体的秩序与富祉而规划出的城邦式的真实，和那种浑然于无序时空中如天体般冰凉的自然人性的真实。近代以来哲学中所谓人的发现（人是什么）强化了前者，而科学的万能之手同时也在不断地抖露关于人不是什么的证据，基因工程对遗传秘码的破译已使我们意识到分子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究竟会是什么。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们遗失不久（就没有真确刻度的宇宙而言）的可怖尾巴一定会失而复得。尽管SARS尚无元凶可缉,其摧毁的却要远远大于我们多少年来的苦心建立的：世界大战，种族灭绝，核轰炸，中国“文化大革命”，它们总是在告诉人们，就像追求自由、崇尚个人、捍卫生命这些辉煌的理想之词中可能包含有生物竞争中之优生学考虑一样，强调差异性、个别性、生活理想的多样性，试图建立所谓价值中立的现世思想中，恐怕同样地隐含了生物在成为“适者”时所作出的妥协……
也就是说,只有灾难才可能使人重新找找到一个起点，也只有灾难才能对人类世界的话语体系产生震荡,造成停顿,或渗入新的语汇。
我决计不在此文中寻觅所有那些可能有益于重建的价值碎片,是因为深感到一切神的和人的世界谱系中都并未有真正行之有效的办法可资借鉴，我相信如果对灾难的理解能够有助于我们对自身的理解,而不是总是在事后的讨伐、反对中迷失,那要比留下许多鼓舞人心却无从操作的虚言更可行一些。如此的话，SARS是针对个人的而不是针对整个人类的，这一点就必须加以确人认。只有这起因神秘的、不存在明显犯罪动机的危害力量,才能使我们在惊惧之余作出直觉上的反应,并且在应对时不引入诸如仇恨、异教、族类或语言等等外在于事实的理由，我们作为肌体对病毒作出反应，我们处于某种无形的淘汰机制之中时对于他人作出反应，如此而已。那些文明的教诲或许是起作用的，但要看是在什么程度上，那些政府、权力机构发出的命令也能够得到执行，也仍然取绝于是在何种情况之下。惟独个人在此时拥有全权，个人在此特别的形态下可以选择依据自然性或是依据“理性”重建自己，这将至关重要。
我再一次想起核爆炸，存在于未来的终极的核爆炸。那些装置由人类中的某一个人启动，可是后果已不属于他，也不再属于整体的人类。
2003.5.22.北京瘟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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