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一条消息：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一书，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新课标”。如此重要的工作，想必有一个负责的权威机构在主持，但仅只是看到这一结果，我已知推选此书进入“新课标”者根本没有想到此一行为的责任。

不知究竟有多少人认真阅读过《尘埃落定》这本书。但在近几年，这本书似乎一直在人们的视野里晃动着，又是“茅盾文学奖”，又是与国外的版权交易，似乎因为这些显眼的外在标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某些重要成已是无庸质疑。作为读者，当然只是跟随图书市场的喧嚣而动，听说哪一本最近很红，赶快买来消遣一番就是。反过来，这种被商业宣传所诱导出的读者数量，又似乎成了书本质量，特别是文学价值的证据。作为批评者，在有关一部当代作品是否合格，是否有必要被大力推荐，或在被加诸各种褒贬等方面，理应有适当发言的，至少应当能做到从客观上对其进行认识和判断。奇怪的是，对于《尘埃落定》一书，我们至今未见有什么清楚的认知与解读。现在，当此书被推荐给中学生，也就是推荐给那些阅读与赏能力尚在形成过程中的孩子们时，我认为似乎有必要提醒一下：此刻有没有责任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评审机构作出了如此低能的判断，又是谁得到授权在报纸上公布入选作品目录？此外，在这些关系到孩子们的趣味形成、审美能力培养的读物进行选择的决定中，有无孩子们的意见参与？

据说，《尘埃落定》一书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前，曾遭遇过退稿。现在我想，那个退回这部书稿的出版社是明智的和有勇气的，因为他们独立判断了此书的文学水准，尤其是在此书所涉及到的特定历史、地域中文化与文明含义的严肃性方面。但是，随着被出版，随着被授与“茅盾文学奖”，后又与鲁迅巴金等人的作品一起，被收入到“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这一系列的礼遇，原来的退稿之举似乎成了一个笑料，无人再对这样一部不伦不类的小说说三道四了，现在的出版者反倒要因为发现了差一点被埋没的作品而承受荣誉。事情往往如此，一部在有些人看来是拼奏、模仿或臆想结果的无聊之作，到了另一些人手里却是如获至宝。文学不能像数学、几何学或者是天体物理学一样存在于自明的真理之中，又很少由于埋藏在自身的致命缺陷而遭到奚落和可怕的报复，因而是“成功者”最荣易通过的便利途径。最重要的，中国文学的创造者信仰一种可以允许罪恶但不设立惩罚的宗教，也就是说除了所谓的政治因素以外没有任何禁忌，没有末日审叛。

现在来谈《尘埃落定》。

这部成书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小说，与其它一些1989年以后出版的小说，有着大体上相近的特征，那就是由现实而文本，由历史而非历史的游离。并非只是出于小说方法之类的考虑，几乎所有的文学追求都整体性地转向了，部分转向对叙述经验、对所谓个人化写作的狭窄趣味的追求，更多的则是转向市场亦即大众。这一时期的作家在空前的文学世俗化进程中根本无人能幸免。《尘埃落定》的写作初衷里，有可能包括了对一种诗意和纯净的存在感受的挖掘，包括了对相比较而言是陌生的人类生活经验进行探索的企图，起点并不算低俗。此外，作者在对现代汉语抒情特质的掌控方面也是驾轻就熟。问题在于，当文学过于草率和轻易地涉入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客观知识的历史生活领域时，题材的新奇固然重要，但创作主体的美学趣味、生命态度乃至知识的真实确定则更重要，而一般来说，所有这些都蕴含在活的事实与“自在”的历史中，而不是前人的作品中。出现于作家笔下的20世纪中叶川藏之间康区的封建领主生活，恰好面临这种是来自史实、经验还是道听途说，来自剪刀加浆糊式的勉强拼贴，还是来自于审慎追索与深切思考方面的重大可疑。即便是一个藏族作家，并且也有过类似的生活背景与经历，这样的追究也仍然是必要的。

首先，小说中既是生理意义上的残障人物，又是敏感多思甚至精明世故的叙述者是可疑的：撇开极智而愚之类预设，就作者透过叙述策略而确立的叙述内容而言，傻子少爷的傻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由这个既没有欲望而又时时充满了欲望的奇怪角色所见证的土司家族生活中，全然没有什么历史演化中人的灵魂律动和生命之光。既然那些或者为领主、或者为奴隶的藏人，那些作为释迦牟尼式精神与情怀派生之物的寺院、活佛与喇嘛，都不过是从外部被观察到的，那么由谁叙述，以什么方式叙述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傻子反倒有常人所无的洞彻力，这是此书模棱两可地建立并很可能为不聪明的读者所误入的一个圈套——他们是与整个建筑（藏族土司官寨？）不谐调的巴罗克式券门或洛可可式天花板，可能是从美国电影或别的小说里借来的，如同书中对宗教的事实和影响的处理也都过于皮毛一样。不可不提的例子是福克纳，在《喧嚣与骚动》中，曾在局部出现的“白痴”叙述者，是既不超越文本内在规定而又恰如其分地弥合作者可能无法以其它方式完成叙述这一矛盾的重要元素：康普生家族内部天然的腐败，以及必将一直存在下去的人类良知，由此而得以细致区分。《尘埃落定》中零零碎的人物，却只不过是活跃于一个白日梦者的大脑中，激起这颗大脑兴奋的不是什么善恶主题，而是对肮脏的农奴隶制度下悲惨生活的甜蜜回味，再加上异常活跃的性冲动。堆积在鲜血、死亡、剥削和奴役之上的康区的非人道状况——作品只凸显这一状况而回避了几近于原始的人类生活必定蕴涵着的古老价值——的消失，甚至被蒙上了颇可惋惜的悲剧色彩，而充满了怀旧之情的叙述者试图从时间中挽回的，除了贪欢纵乐这一人类的古老本性，以及对财物包括奴隶的占有欲之外并无其它。如果这一切的消亡（以麦琪土司继承人之死为标志的家族的终结）就是所谓“尘埃落定”的话，那么此书书名所寓意的题旨到底是什么呢？佛教思想中渐近清晰与彻悟的澄明之境，被加诸于故事中沉溺于欲望和罪孽中的昏味之徒，似乎并不得当。或者是作者随便拣来这么一个大而无当的标签，含糊地使其文本具有可诱发西藏与佛教“想象”的因子？其次，由于对历史素材的滥用，小说所告诉我们的土司家族生活是可疑的，“记忆”的价值很可能因被斌于极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而受到了损害。康区并不是非洲，它既不遥远也不神秘，它的解体不久的封建制度，它的实际上已经庸俗化而且总是与世俗权利纠缠不休的宗教，它的多元文化、强悍民风，我们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不是说小说负有使历史复原的责任，而是说，置历史的深厚蕴含于不顾而只功利主义地满足一个现代叙述者的粗糙胃口，这必定会使文学蒙羞。《哈德良回忆录录》的作者尤瑟纳尔认为，当她试图接近一位公元2世纪的人物时，就必得具备“公元2世纪的眼光、心灵和感觉”，而她对古罗马皇帝哈德良“回忆录”的写作，也是在“从内部重新整理19世纪的考古学家们从外部所做过的事”，她甚至还让今天的几位医生多次检查过描述与哈德良疾病有关的段落。但是，除此以外并无它法。我想，对一个作家而言，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或者说是历史小说这一形式本身所持有的某种情操，应该是常识。但《尘埃落定》及其同时代中国的所谓家世小说，却大都不以为然：历史，家族生活，仅只是在服务于“写作”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作家完全可以避重就轻，不触动什么实质性的历史内容。所以，当江南的某些作家在只依靠阅读张爱玲或更早一些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印象，又能灵活地引入现代小说叙事的节奏与方法时，就可“创造”出一种有关胭脂味、繁华梦之类的“个人记忆”来，藏族作家亦可再根据妻妾成群的印象，追加上一个藏族土搂中“欲望游戏”的版本。这里存在着一番有趣而不幸的周折——使一个藏族作家的表达得以实现的那种文学影响，有可能来自被西化了的当代汉语文学。也就是说，非藏语文学对藏区生活的表现是有一定难度乃至风险的——应对这些风险、难度正是一个作家可能有所作为之处，但很可惜《尘埃落定》的作者只是浅尝辄止。

作家们为何迷恋家世小说，特别是迷恋一种明显是充满了颓败气息的家族中残存的“荣耀”之类，这是个难解之迷。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家族”中的人，还是历史中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对构成他们个体命运力量的种种事实有所洞察，那么这些人就是非历史的，其存在就只有符号或标签的意义，甚至毫无意义；相反，如果我们必须要面对历史亦即时间中的人，就需要收集对写作来说最为详尽而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不可能来自无拘束的虚构。就这方面而言，作家的想象力对增加文学的魅力是毫无助益的，甚至是非常有害的。《尘埃落定》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一种本末倒置的结果。事实的匮乏，“记忆”的苍白，这些非需要厚深积累与严格功课不可的部分，恰好是为作家所轻视的：存在于川藏之间的传统上称之为德格的地区，及其土司制度下的某种人类生活，是小说所从外部模仿的一个蓝本，但作者对恢复或重建这样的生活“真相”并无太大的兴趣，也就是说，对于已逝的那些土司们、奴隶们、活佛们和喇嘛们的生平遭际，作家既不特别喜爱、同情、怜悯，也不厌烦、鄙视和唾弃；对于孕育了独特而罕有的人性的政经制度、宗教制度与文化力量，也似乎避之唯恐不及。这种过于冷淡做法使得作品在对待历史和家族生活事实时，不是遗漏得太多，就是有所歪曲。相反，在对于心灵的塑造方面，作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任意和简单，似乎一切都可以在生花妙笔中得到解决；出现于作品中的被简化为装饰风格的地方史、被欲望化了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不过是以傻子叙述者为圆心而旋转的无数个同心园上远近不同的点，这些点受制于圆心而不是自身的向心或离心之力，这些点就是在作家不确定的写作中飞翔又降落的“尘埃”。

我之所以反对《尘埃落定》被推荐给中学生们阅读，还不在于此书文学成就与价值方面。具体的忧虑是，书中太多难了的憎恨、无缘无故的杀戮，与整体上看是为藏传佛教所浸透的那个地域的精神并不相符；从土司父子时而被描写成没有任何道德感与救赎愿望且奴隶性命为蝼蚁的残暴者，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却又是可怜无助的牺牲品这一情况 来看，作者对这类人物也并不了解。作为旧时康区处于政教、经济等权力核心的地方统治者，土司决非是一些非此即彼的简单角色，他们在文化碰撞、教派纷争、权利较量都犹为剧烈的藏汉接合地带特定的身份与角色，不但举足轻重而且影响深远，他们的个人世界之丰富、独特与传奇，更是可想而知。我相信，与小说中贫乏无趣的形象相比较，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传记材料，都要更生动而且更富有人性。至于主人公时时为一种男性意识和幻想所支配，将奴婢、下人的妻子还有更多的女子都视为天经地义的性奴隶，并辅之以许多淫秽细节这样一些纯属“写作”的产物，都不过是上个世纪90年代汉语小说凸显“欲望化表达”、“语言暴力”之类时共有的通病罢了。

恰好在最近，又听说朱自清先生的《父亲》在某地方版中学语文教材中落选的事，且不管这是否属实，也无论与“新课标”的钟情于《尘埃落定》是否属于巧合，但问题并不在于“必然”还是巧合，也不在于有无厚此薄彼的嫌疑之类。很显然，我们遇到的是如何在当代汉语文学中选择与确立“经典”的问题，更近一步，是倒底是否存在这样的“经典”的问题，然后，是确立什么样的“经典”（范文）供孩子们阅读的问题。任何时代都有可能产生经典之作，不过，这些经典都须要时间的检验，没有经过一代甚至数代人的阅读的作品，或者是没有从被不恰当地评价乃至盲目的崇拜中淘汰掉的作品，正如某些狂热时代政治人物的号召语录一样，被塞进主要是供下一代学习祖国语言文字之用的教材，都是粗暴的。我想，如果我们一时没有能力叛断当代作品的优劣的话，至少可以先不判断，先不要生硬地选择，尤其是替孩子们做出选择。我们应该有勇气在一部现时代的作品自动成为经典之前不要做任何手脚，因为时间最终会作出最为彻底的选择。必要的话，能否以适当的约定予以支持，比如从现在回溯，至少30 到50年内的作品暂不要考虑 ？否则，我们的前辈、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使用的就会是迥然不同的教科书，我们民族心灵中自我学习的过程就可能缺少某种一以惯之的纯洁性，而在其他部族的语言文学教育中，这恐怕是无法想象的。

任何出于自爱而作出的举动，都是可以谅解的。我们可以，但无须现在就证实自己无愧于自己的时代，仅仅出于习惯上的民族自豪“焦虑”而迫不及待地寻找证据的虚荣心理，与据称已有近5000年历史文化的悠久种族的怀抱，是大不相称的。

2003年9月21日 黄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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