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刚刚辞世的李承仙先生
作者：木 木
一、
清丽白晰的李承仙垂着眼帘站在那里，像一棵挂满露水珠儿的新竹，又像一束温暖飘逸的火焰，让屋子里顿时弥漫了活力与暖意，让人有一种想蠢蠢欲动的感觉。她含羞瞄了一眼常书鸿，觉得面前这位留学法国、名气如雷贯耳的大画家简直像只“俄国大狗熊”。常书鸿高大魁梧，眉毛呈八字形，动作因缓慢而显得有些笨重。他戴一顶棕色大皮帽，身穿俄式棕色条绒大衣，领子是一圈黑白相间的翻毛羊羔皮，黑手套黑长统靴，胳肢窝里夹只暗黄色的哈密瓜，手上拎着半袋子大米。
常书鸿示意李承仙接过哈密瓜，放下大米，悠悠地拍拍手，慢慢吞吞磕磕绊绊地表述他的思想。“愿不愿——嫁给我？”
这是1947年9月，在那个黄河穿城而过，清真寺的绿色拱顶与被桐油浸过的木制水车倒映河中的兰州古城里，43岁的常书鸿与23岁的李承仙见面时的第一句话。
那时候甘肃的兰州不通火车，从重庆来的李承仙和从敦煌来的常书鸿在兰州见面，要跨越5000多公里的距离，要跨过浊浪滔滔的长江黄河，要穿越秦岭、六盘山和黄土高原。在这么一个巨大的时空背景下，两个蝼蚁一样的渺小生命执着地向一个目标爬行并最终相聚，让人不得不怀疑所谓人的“命运”这东西，上苍早已是安排好了的。
他俩仅仅见过一次面。常书鸿是法国肖像画家协会的理事、国家教育部敦煌研究所的所长。李承仙是重庆国立艺术专学校的助教，是一个有志于绘画尚未出师的青年。两人的距离似乎很远，但是对于讲究通感的艺术家来说，人总会有一种心灵之间的感应，这种感应不是靠语言、动作、眼神去表述的，也不是各种感觉汇集于胸的综合感受，而是一种被称为是第六感觉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人通过努力可以获得的，更是一种天然的、自发的、从心底喷涌而出的一种冲动。而常书鸿第一次见到李承仙的时候，就隐隐约约听到了心灵深处这种冲动的召唤。
一年前，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李承仙听说研究敦煌艺术的专家常书鸿回到重庆招兵买马，就立刻跑了去。
当时，因为抗日战争胜利，远在天涯、音讯难通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个个思乡心切，纷纷打道回府，常书鸿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国民党政府正忙着准备与共产党打仗，哪儿顾得上远在天边的什么敦煌。教育部下发了一道命令，宣布撤消“敦煌艺术研究所”，千佛洞的管理移交敦煌县政府。这个小小的研究所原来就是政府往自己脸上抹粉的饰物，现在终于被抛弃了。如同随手丢弃一团废纸，心都不动一下。
常书鸿一个人兀立戈壁。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大漠沙如雪，敦煌月如钩，万里无人的空旷挤压着他的肉体和灵魂，孤独和无助的感觉如冷汗浸透了他的全身。如同一片狼籍的战场上剩下的最后一名没有倒下的士兵，胜利和失败对他已失去意义，他茫然地驱动双腿，却不知道该走向哪里。
在常书鸿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这是他最为苦难的时刻。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他的生存意义，他的精神历程，早已属于敦煌，属于千佛洞那492个洞窟中满天满地流光溢彩令人眼晕的壁画，属于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五万余件千年遗稿。
常书鸿回到重庆,苦苦地向政府官员们讲述敦煌艺术研究所应该存在、必须存在的重要意义，希望他们开恩，改变他们企图扼杀这个研究所的决定。
这时候，李承仙跨进了常书鸿的门槛。
常书鸿住在重庆沙平坝凤凰山上的一个大杂院里，太阳刚刚西斜，南屋里已经有些阴暗。刚刚毕业的李承仙哼着歌一步跨进房门，“喂，有人吗？”等她的眼睛适应了屋里的光线，就看见了脸色如酱油、魁梧如大狗熊的常书鸿。想笑又不敢，就那么嘴角上翘着轻微而又慧黠的微笑看着常书鸿。常书鸿的脸被大漠风打磨成了酱紫色，一条眼镜腿上绑着胶布，眼睛里满满当当地装着惆怅。他正用画家的精细敏感打量着李承仙。她穿一件镶了红边的黑色旗袍，前胸和后背都被汗浸湿了，把身体的曲线衬托得柔和婀娜，头上乌黑的大辫子刚刚齐肩剪去，短发不肯驯服的样子，有些凌乱，红润的脸雅气未脱，娇喘吁吁，黑色的服饰与白晰的肌肤组成动人的色调，配上单纯而又隐约显露灵魂的清亮神色，一派青春风光。
这是第一个自愿到敦煌去的女性。常书鸿当时就觉得，一个敦煌壁画上的飞天仙女朝他飞过来了。
他边与李承仙寒喧，边拿出笔记本让这位女孩儿写下她的名字，她留下了“李承仙”三个字。
常书鸿笑望着这位姑娘，姑娘眼里纯真执着的光彩令人心动，“你学油画，为何要去敦煌？”
“我不想在讲堂里耗尽一生，我崇尚创造。”
“献身艺术也不一定非要去敦煌呀？”
“我觉得敦煌就像一个遥远的童话，像一个聚宝盆，我只要能走到那里，就会取出无穷无尽的宝藏，学到用不完的本领。敦煌一定会成全我的。”
“敦煌可是苦哟，古人说：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望戈壁滩，回望鬼门关。古时候，那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我不怕，先生您能在那生活那么多年，我也能。”
当下就谈妥，6月份以前以副研究员的身份随常书鸿去敦煌。
李承仙就那样穿着汗湿的黑旗袍哼着歌款款而去。常书鸿望着她青春的背影消失在绿树丛中，感到一股温暖的血在血管里泪泊流淌。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这几年遭受的打击和挫折令他心寒。这会儿，他觉得雄心和勇气又回到了身上。
但是那一年6月，李承仙并没有如约前往。她父亲病重了。
李承仙是在父亲病好之后的第二年的深秋动身前往敦煌的。然而令她无法想像也很难接受的事情是这个像“大狗熊”的人一见面就那么直接地说要娶她做妻子，这貌似木讷的艺术家虽然有木讷背后掩不住的才气,但实在是过于“艺术”了一点。李承仙顿时飞红了粉脸。“大狗熊”这句话使她的腿直发软，嗓子眼像被噎住了似的直发干。
静了好半天，她才垂着眼帘说，我是奔着敦煌来的，是奔事业来的，个人的事儿还没想呢。
常书鸿不屈不挠地说，敦煌苦哇，荒天野地的，有野兽，有土匪，女娃娃家一个人讨生活难哩，还是好好想想。想想。
当晚，两人都歇在兰州的朋友家里，同在一个屋顶下，同时感受着对方的气息，都在黑暗中瞪大了眼睛想心事。
一年前，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李承仙听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回到重庆招兵买马，就立刻跑了去。
当时，因为抗战胜利，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员思乡心切，纷纷打道回府，常书鸿二下子成了光杆司令。国民党政府正忙着与共产党打仗，哪儿顾得上远在天边的什么敦煌。教育部下发了一道命令，宣布撤消“敦煌艺术研究所”，千佛洞的管理移交敦煌县政府。这个小小的研究所原来就是政府往自己脸上抹粉的饰物，现在终于被抛弃了。如同随手丢弃一团废纸，心都不动一下。
常书鸿一个人兀立戈壁。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大漠沙如雪，敦煌月如钩，万里无人的空旷挤压着他的肉体和灵魂，孤独和无助的感觉如冷汗浸透了他的全身。如同一片狼籍的战场上剩下的最后一名没有倒下的士兵，胜利和失败对他已失去意义，他茫然地驱动双腿，却不知道该走向哪里。
在常书鸿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这是他最为苦难的时刻。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他的生存意义，他的精神历程，早已属于敦煌，属于千佛洞那492个洞窟中满天满地流光溢彩令人眼晕的壁画，属于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五万余件千年遗稿。
他现在是个苦行僧。像所有的天才人物一样，像所有的天才人物一样，冥冥之中的命运之手总是牵他走向苦痛，让心灵和肉体倍受煎熬。23岁时，常书鸿为了到艺术的天堂——法国巴黎学画，用借来的100块大洋买了一张不准登上甲板，只能窝在舱底刷盘子的船票，在怒海之中如牲口般颠簸了三十天，才爬上了异乡的土地。他住鸽子笼般的阁楼，吃最粗糙的饭食，边洗盘子边学画。他这一米八的大个子夹在一群穿短裤的小学生中间，难堪地缩着脖子，画石膏素描。八年寒窗之后，他在巴黎举办了个人画展，其油画五次获金银奖，五幅被法国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在他即将功成名就之时，他与他真正的命运邂逅相逢。在一个晚秋温暖的黄昏里，波光闪闪的塞纳河畔，摆出一溜旧书摊，信步走来的常书鸿随手抓起一本书，他的眼神儿立刻就直直的了。这是一本《敦煌石窟图录》，是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敦煌千佛洞中拍摄的300余幅壁画的黑白照片。常书鸿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这些壁画，在贪婪地翻阅时，他觉得如一场生动的雨滴催生了大地的葱绿，他的心也在轰轰烈烈地生长着什么。也许因为这些壁画是古代中国灵魂的照片，他感受着一种血脉的沟通，一种灵魂的交流，一种精神的寻根。一个男子汉在这个星球上的角色在这一刻定位：想改也改不了，很有些宿命的味道。
画家崇拜象征派画家的先驱高更。高更作为艺术家的思想光芒曾经眩晕过他年轻的心。高更为在艺术上开辟新的路径，使自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强烈地希望摆脱繁华肉欲的巴黎，到民间、到另一个世界去汲取养料，从事创作。1891年的一天晚上，42岁的高更在巴黎的一家咖啡店中，发表了向巴黎人告别的戏剧性演说。他说，我不再需要肮脏的巴黎。我埋葬在丛林中的日子将会到来，我终于自由了，再也没有金钱的烦恼，我能够随心所欲地爱、唱以及死亡。然后他离弃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家庭、名声、他出生的城市，走向美洲的大溪地，在那里终生从事艺术的探索。并不是所有的画家都有福气找到别人没有走过的新路。这需要未卜先知的灵感，需要洞悉万物的天赋，需要不怕下地狱的勇气。
常书鸿知道自己迟早是要告别巴黎的。高更的艺术之路是一种诱惑。
他于1934年在巴黎发表了他的艺术宣言（雷诺阿的胜利）。以强烈的反叛精神对那些守旧的、传统的大艺术家提出挑战。他写道：艺术家不一定是创作者。安格尔一生只从事于承继古典形态的追求，那没有情感的希腊格调的因袭，所以无论他如何高傲，也只能生在时代里，死在时代里，而终于无法超越时代。而马奈和德加用可人的色调和笔触，用没有脱离传统技术的作品，在博得社会的同情与认可，终止于创造的中程，逗留于成功的路上而不再冒险去求进取。印象派画家的先锋雷诺阿却相反，他从未来中求新生，求艺术的无止境，他并不追求眼前的成功。因此，他是非常可怜地生活在仇视和讥讽的当代社会中，没有灰心，没有气馁，经过半个世纪长期的奋斗，时时刻刻在新的艺术的过渡中推进。今天，我们静心静意地在整个艺术史上作了一回周密的检讨之后，才应该毫无疑义地承认，雷诺阿是一个具备锐利眼光，在这个现代女子一般充斥了香、色、热、肉感的世界上，最为深切地把握到核心的一个纯粹时代的艺术家。 常书鸿在文章的最后疾呼，人说雷诺阿是胜利了！然而请不要忘记他在仇视和讥讽中的奋斗，他不断地追求，而这个胜利的酬报是在1933年距他死后14年的今朝！
与其说他在提醒别人，不如说他是在提醒自己。
他简直是在预言自己的命运。
他这种向往孤独，企图超越时代的性格决定了他将终生受苦受难。人虽然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但最终他必须向自己的性格屈服。
1936年秋天的蒙蒙烟雨之中，常书鸿告别妻子陈芝秀和女儿沙娜，只身离开巴黎前往北京。
几年后，常书鸿由重庆前往敦煌，去寻他的艺术之梦。在河西走廊披满冰雪的乌鞘岭上，他躲进一个小小山神庙过夜，发现了一筒占卜用的竹签子。没事干，大家就抽签解闷。哪知，别人抽的签子都是“上上”，上写“升官发财”。而常书鸿抽的签却是“下下”，上写“家破人亡”四个字。常书鸿虽不信鬼神，心中也难免蒙上一层前程险恶、吉凶未卜的阴影。三年之后，山神庙的箴言果然应验，他那位丰腴漂亮的妻子不堪敦煌之苦，弃他而去。
这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必然。理想主义者是一团寂寞燃烧的烈火，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这种烫人而又将温情和红尘拒之门外的燃烧。他又是只身一人回到重庆，用他慢吞吞的语言向当权者和艺术家们诉说着敦煌，那是千古奇葩，那是旷世之宝，那块遥远的土地能使艺术的生命之树常绿，能使醉心于艺术的人圆梦。研究所不能撤消，还要重新拉起一支人马。
这时候，李承仙跨进了常书鸿的门槛。
常书鸿住在重庆沙平坝凤凰山上的一个大杂院里，太阳刚刚西斜，南屋里已经有些阴暗。刚刚毕业的李承仙哼着歌一步跨进房门，“喂，有人吗？”等她的眼睛适应了屋里的光线，就看见了脸色如酱油、魁梧如大狗熊的常书鸿。想笑又不敢，就那么嘴角上翘着轻微而又慧黠的微笑看着常书鸿。常书鸿的脸被大漠风打磨成了酱紫色，一条眼镜腿上绑着胶布，眼睛里满满当当地装着惆怅。他正用画家的精细敏感打量着李承仙。她穿一件镶了红边的黑色旗袍，前胸和后背都被汗浸湿了，把身体的曲线衬托得柔和婀娜，头上乌黑的大辫子刚刚齐肩剪去，短发不肯驯服的样子，有些凌乱，红润的脸雅气未脱，娇喘吁吁，黑色的服饰与白晰的肌肤组成动人的色调，配上单纯而又隐约显露灵魂的清亮神色，一派青春风光。
这是第一个自愿到敦煌去的女性。常书鸿当时就觉得，一个敦煌壁画上的飞天仙女朝他飞过来了。
李承仙是名门之女。她的六世曾祖李诞辰是江西临川的大商人，行侠好义，在江湖上名噪一方。
一次经商途中，李诞辰路遇一位落魄之人，自称是朝廷命官，因奸臣陷害，被贬滴此地。李诞辰遂赠衣赠食，奉为上宾。不久，这位朝廷命官沐浴皇恩，又被重用，成为两江总督。为了报恩，此人将李诞辰提拔为两江盐督。李诞辰便一跃成为两江之地最大的盐商。白花花的海盐流出去，白花花的银子流进来，生意越做越大，称银子的秤砣竟要两个人才抬得起来。可惜好景不长，太平天国义旗一举，江南富豪纷纷落马，李家家道中落，诞辰公的后人们便干什么的都有了。
小时候，李承仙随父亲从南京到广西桂林回过一次江西老家。落魄的李家真是衰草枯杨，蛛丝儿结满雕梁，有人沦为乞丐遭人谤，有人流落在烟花巷，有人抽大烟抽成一副骷髅像，有人赌钱把家产和老婆赔个精光，昔日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石牌坊，还有那个俩人才抬得起的大秤砣孤零零地悲哀着昔日的发达与辉煌。
有道是，家传五辈出条龙。李家到了李承仙的父亲李宏惠、伯父李瑞清这一辈，又有了大气象。
李宏惠是一位激进的反清革命家。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时，李宏惠是第7位签名者。他与黄兴、秋谨等著名革命家一起向清王朝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后，只亲自迎接过一个人，那就是李宏惠，这成为李家多年的骄傲。
李瑞清则是绘画圣手张大千的恩师。他当过两江学督，1902年创办了“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他在那里教张大千绘画与书法。后来张大千的画自成一统，名扬四海，而谈及书法；张大千说，我始终没能达到瑞清恩师的境界。
李承仙在伯父和父亲的宠爱下长大，成了一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思想激进，酷爱艺术，满脑子献身的热望。
在重庆艺专专攻绘画时，有一天父亲对李承仙说，你八叔从敦煌回来了，办了一个临摹的敦煌壁画展，很轰动，值得一看。“八叔”就是张大千。虽然他是伯父的学生，但年龄比李承仙大得多，又排行老八，李承仙平时就叫他八叔。
李承仙跑去看八叔临摹的敦煌画，一看，哎呀不得了，当时就呆在画前久久动弹不得。八叔的画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到处都是神来之笔，线条和色彩不仅出人意料的大胆，而且极其洒脱。过去见到的中国古代仕女画，画家都是把仕女的肤色尽量画白画嫩，而大千临的敦煌壁画里，那些半裸的飞天的脸和肌肤是深棕色的，祥云是黑色的，花瓣是石绿色的，骏马是桔红色的，还有奇异的舞姿、身段、神态、手式、眼神，都像是着了魔的神笔随意涂抹出来的。飞天们拖着长长的飘带和花雨，裸露着丰腴的深色肌肤，从天宇的无极处飞来，向更深的远处飞去，具有奇迹般的深度和韵律。
李承仙在爱做梦的年纪里看到了这些画，就像被爱神箭贯穿了胸膛，终生被这些画的魔力所左右。她当时还不知道，是久远的年代使这些画改变了原来的色彩，重新脱胎了，比象征主义绘画大师违抗自然法则的用色还要大胆和脱俗，充满了迷醉幻觉般的光采。她知道自己此生已经心属敦煌了。
当她激动得语无伦次地向同学们讲述这些飞天时，同学们说，你与张大千那么熟，何不拜他为师呢。
李承仙就买了一个精美的雕漆盘子，跑去拜大千为师。
张大千长发长须，仙风道骨，一派逸士的飘逸。他住在成都的一个寺院里，养着几个姨太太和一群欢蹦乱跳的狗。
李承仙叫道：八叔，我要拜你为师学画。说罢，跪下连磕三个响头。
张大千见状，慌得胡子都翘将起来：“承仙，使不得使不得呀！”突然，他也双膝一软，噗嗵一声跪在了李承仙面前。
两人跪成了脸对脸，竟拉起话来。承仙垂头笑道，八叔，我拜你为师，下跪是应该的。你是老师，怎能给学生下跪！
大千说，虽说当初我见到你时你才一尺三寸长，可你伯父是我的恩师，我年龄再大也只能喊你师妹。当师妹的给师兄下跪，叫我如何承受得了？
“你见我时，我怎么才一尺三寸长？”
“我见你时，你刚从娘肚子里掉出来，哇哇哭着找奶头，可不就一尺三寸么？”
两人笑着从地上爬起来，聊起了敦煌壁画。聊着聊着，大千满脸肃穆地讲到了一个人守在敦煌千佛洞的常书鸿：“有人说他脑子不正常，我看他是个千古奇人。能这样献身艺术的人越来越少了。我离开千佛洞时，为了掩饰惜别难受的悲伤，半开玩笑地对书鸿说，我先走了，你在这里无穷无尽无休无止地研究吧，这可是无期徒刑呀。常书鸿苦笑了一下，站在千佛洞前空旷无人的大戈壁上看着我们一步步走远。”
张大千看到，有一丝泪光闪在李承仙的眼角。
二
李承仙果然没有违背她的诺言。父亲病好之后，她立刻打点行装，准备只身前往敦煌。在那个残阳如血的黄昏，张大千郑重其事地从箱底捧出一套书交给李承仙：“你也要去忍受无期徒刑了，请把这套书带给书鸿，这是我的心爱之物，我把师妹和心爱之物都托附给他了，可要让他好生照料哇。”后来，这句充满弦外之音的话，让李承仙琢磨了好久。
捧过沉甸甸的书一看，原来是日本敦煌学家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研究》，上面有许多大千先生的朱笔眉批。这本书后来成了中国敦煌学发凡的启蒙教材。
接到李承仙西行的电报，常书鸿专程赶到兰州迎接。他见面就提婚姻，是李承仙始料不及的。那时候女子早婚，李承仙从十八岁起就不断碰到追求者，可她一个也看不上。因为她崇尚奋斗，要靠成功来建立自己独立的人格，而不是依附于某个男人。但同时，她又天真而孤独，需要精神和情感上的依靠，还有追求艺术创造的激情，也是一种天真的献身倾向。常书鸿的经历和绘画使他身上笼罩了一层深奥神秘的艺术之光，这种对事业的痴情令人心动，也令人有一种安定和可靠的感觉。一个昔日被自己崇拜的大师突然真诚地求爱，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自我实现。要知道，爱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满足。既然已经下决心献身敦煌了，那么，就再下个决心，嫁给这只大狗熊吧，我会成为他的灵感他的激情他的动力，他也会让我成功的。
爱情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感情，其中也不乏小小的野心。
李承仙给父亲发电报征求意见，回电竟是贺电：“恭贺常书鸿先生与小女喜结良缘”。看来他们早都串通好了，只瞒着李承仙一人。
从未穿过艳丽服装的李承仙穿上了大红缎面 、镶着暗花的旗袍，在兰州的双城门，伴着黄河拍岸的涛声，与常书鸿结为伉俪。
一周之后，他们爬上高高的十轮大卡车，摇摇晃晃地夹在货物之间走向敦煌。全
李承仙以为到了兰州离敦煌就不远了，谁知竟还隔着一千多公里长的河西走廊，真是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呀。走廊的南面，站着800公里连绵不绝祁连山。褐色的山体被地面的尘埃和雾气遮挡成了一片混饨，只能看见山顶那终年不化的积雪在湛蓝的天宇中拉成了一条扯不断头的白云彩。走廊的北面，睡卧着无边的腾格里沙漠，无边的黄沙之上抖动着一层火焰般的热浪，龙卷风旋起一个又一个冲天的沙柱，着了魔似的飞快旋转，像要把所有的生灵都旋入九霄云外，把所有的温情与浪漫都彻底扼杀。
江南长大的李承仙不禁打了个寒噤，“黄沙西海际，白草北连天。”果然名不虚传，让人顿生“今夜不知宿何处”，“黄沙万里绝人烟”的凄苦之感。又想起常书鸿说这一带有土匪出没，他们穿着光板老羊皮袄，白巾蒙面，乘快马走驼，来去如风，打枪百发百中。西行之人，个个谈虎色变。她有点知道常书鸿的前妻为何弃家私奔了。
西行的第一夜，在乌鞘岭下的永登打尖。进了农户腾出的房间，新娘子李承仙借着小油灯的光亮，看到了盘踞在屋中宽大结实的土炕。炕头上嵌的那根木头磨得油光水亮，长年被羊粪熏烤的腥骚味儿轰轰烈烈地弥漫着。李承仙紧捂着鼻子叫道：什么味儿？呛死我了。
常书鸿爱怜地看着她痛苦不堪的可怜样儿，又不得不说实话：小女孩，这是头一关，今后，你差不多天天要闻这种味道。
“快去弄与水来泼泼，压压这味儿。我快呕出来啦。”
大艺术家赶忙钻入黑夜，去给他的小女孩儿找水。
李承仙捂着鼻子憋气坐那儿等着。
突然，有人敲门，“咚咚、咚咚”。
谁呀，进来。
没人回答，依旧是“咚咚、咚咚”。
“进来！进来吧！” 哗啦门开了，一个黑乎乎的大驴头伸了进来，长耳朵还转来转去的。李承仙吓得大叫起来，常书鸿紧跑慢赶回屋子，赶走了那只并无恶意、只是寻灯光而来的毛驴，抚着惊魂未定的小女孩的肩安慰她。
与李承仙在一起，常书鸿心里时不时会闪过一丝自卑，与她含苞欲放的靓丽相比，他觉得自己太老了。闪电式的婚姻，也使他对李承仙到底有多少爱感到心里没有底。因此，这几天，他格外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李承仙。
他们和衣躺在宽大的土炕上，全无睡意。窗纸破着，碎银子一样的月光害羞一般闪闪烁烁地流进来，洒在他们身上。也许是因为高原离天更近的缘故，西北的天空有一种透明的质感。
常书鸿用胳膊支起身子，望着李承仙光洁秀气的脸，用他特有的慢吞吞的声调问：“你，真的，愿意与我终生相伴相守么？”
问完，他马上胆战心惊起来，生怕听到他不愿听的字眼。但是李承仙只是默默地在月光中看着他，眼神柔柔的，里面仿佛装满了圣水，融进了深深的同情与崇拜的圣水。 她要成全眼前这位高大坚韧的男子，伴他跋涉人生的长途。这是他的需要，也是她的需要。她紧紧地依偎在那男子的胸前，轻轻地说，书鸿，我要陪你一辈子，也要你陪我一辈子。
什么古怪的土炕味儿，什么黄沙漫漫的孤独困苦，此世今生，我只跟这个人在一起。
夜宿永登的那一晚，李承仙做梦梦到了飞天。几百个天女在祥云之上轻盈地飞着，长长的飘带在她们身上翻卷，如一首悠扬婉转的歌。她们眉目传情，脸上有一种神秘的肃穆，仿佛召唤李承仙随之而去。轻轻的风铎声和驼铃声从飞天身后一阵阵传来，远远的，脆脆的，有一种撩人心扉的亲切之感。
常书鸿告诉她，在敦煌壁画中，除了佛的形象，最多的就是飞天了。飞天也叫香音神，是守护佛法的天龙八部诸神之一，是梵语“乾 婆（天歌神）”、“紧那罗（天乐神）”的合称，可以是男性形象，也可以是女性形象。是高僧鸠摩罗什在翻译《注华经》
时称之为“飞天”的。她是天界的乐神，不食酒肉，只吃香火。可以歌舞和散花来供奉佛，同时能散发出奇妙的香味。佛经中说，当天龙八部诸神看到舍利弗在佛前接受最高的悟性预言，心里无限欢喜，尽情喜悦地舞蹈着，他们纷纷把自己的上衣和天上的曼陀罗花、摩诃罗花供奉给佛。只见佛前那些散乱的天衣都在虚空中停了下来，在那里自然地翻卷着，乾 婆、紧那罗等天神奏起了百千万种美妙的音乐，降下如雨一般的天之花朵。
在敦煌壁画中，那无数的飞天，都是古代画家根据自己读佛经或听讲佛经时产生的联想中飘飞 出来的。在音乐和太鼓开始缓缓流泻的时候，花便散落下来，在佛祖说法的最庄重严肃的时候，飞天们用拉长了的飘逸姿态轻盈地飞翔在佛的四周。 她们裸露着丰腴的肌肤，长长的飘带拖在身后，霓裳羽衣和珠玉霞终使她们透出神的光彩。她们有的吹奏着乐器，有的播散着花雨，有的舞动着彩带，身边的彩云如波浪一般顺势翻卷。
正是：
素手把芙蓉．
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
飘佛升天外。
飞天仙女用最随意最自由的姿态表现着天界的神圣与诱人，寄托着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在洞窟的顶部、说法图的上方、楼阁的门上、窗上、柱子上以及佛背后那轮光环上到处都有飞天的形象。
你能做一个飞天吗？不受人间凡尘的诱惑，只飘飞在艺术的天国里，无拘无束、安详自在地向人间洒下缤纷花雨，用你的画创作解除人们心灵的痛苦，传递善与美的信息？
终于到了敦煌莫高窟。多么神奇，万顷死寂的戈壁中，唯有她绿影婆婆；连绵不绝的沙山间，一弯新月似的碧水随风荡漾。坐西朝东的千佛洞在朝阳里金光闪闪，黑黑的洞口仿佛睁开了千百只毛茸茸的黑眼睛。李承仙撇下常书鸿，跳过窟前野马一样飞跑的溪水，不顾一切地扑过去。
这不同于观赏张大千临摹的壁画。这已不是一两个孤零零的飞天或观音了，而是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从低头的墙基到昂首的窟顶，满天满地全是流动的华彩，灿烂的景象。他们像疾飞的漠风、野岭的山歌一样撞进你的心扉，把那些中毒的风、病态的云、沉重的阴郁、纤弱的媚俗一扫而光。
许一个心愿吧，愿你这千年不朽的古画给我灵感，给我勇气，成全了我吧！李承仙泪落双行。
当时的研究所美术组长后来的敦煌艺术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在492个洞窟里为她讲述了整整一个星期，这是隋代的壁画，这是盛唐的彩塑，这是吐蕃的文字…… 莫高窟从北凉时期（397－439年）开凿，到元朝沦落（1271－1368年），经过了信徒千余年的营造。纵向上是千年的悠悠岁月，横向上是印度、西藏、西域诸国、中原文化的广要空间。敦煌囊括了这些历史的无数个交汇点，把当时人们的文化、艺术、思想、感情统统浓缩在壁画上、经卷里、诗歌中，还有乐谱、舞谱、社会、风俗文书中。
今天，无论是谁，无论走哪条路，要想弄通中国绘画史、音乐舞蹈史、思想史、佛教史、服饰史、石窟艺术等等，都要路遇敦煌，都要阅读敦煌，想绕也绕不过去。
常书鸿讲起敦煌来，语言就流畅多了。他对着像小学生那样专注的李承仙说，真正的艺术品，即使经历千百年，仍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这是因为敦煌无名的画师们是用心、用灵魂来创造的。从心灵深处产生出来的创造力，永远给人以真实的感觉。贫苦的画工们画出的净土世界，是他们想象中的人间天堂，因此充满了人情味儿，充满了永恒的光辉。
李承仙拿起画笔跃跃欲试了，常书鸿却带她和16岁的沙娜到新疆乌苏一带的哈萨克人中间写生。让粗励的豪放打磨掉温婉，让奶茶和羊肉的腥膻洗净书生之气。
沙娜小承仙8岁，她们友好地协商如何称呼。 沙娜说，我不叫你妈妈，叫你妈咪。承仙含笑点头。
十一月，莫高窟朔风凛冽，洞窟内阴寒逼人，颜料冻结，无法作画，常书鸿带段文杰、李承仙、肖克俭、霍熙亮等人对千佛洞进行了重新编号。因为此 时洞窟有3种编号，令研究者很不方便，一种是法国人伯希和的编号，是按他走进洞窟的先后顺序编的，无规律可循。一种是张大千的编号，是按上中下三层依次编的。还有一种是敦煌官厅编号。此次编号，他们借鉴张大千的方法以莫高窟上山进窟的路线为起点，按“之”字形编排，一窟一个号，小洞、耳洞也—一编号。共编号465个。这就是现在仍在延用的编号。编完洞窟，又给洞窟内的塑像编号，得知窟内共有塑像2415尊。
冬天悄悄变成了春天，承仙终于要进窟临画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然而常书鸿并没有让她去临她所喜爱的唐代人物画，而是让她去临第61窟的（五台山图）。第61窟大约建于十世纪末，是敦煌地方的世族大户曹氏家庭开凿的大型洞窟，供奉文殊菩萨。西壁上的《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珍贵的壁画之一。唐代很多有名的高僧都去五台山礼佛，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僧侣，从吐番赶来的特使，都设法求取《五台山图》。此窟的《五台山图》是唐五代的作品，也是敦煌画中最大的一幅画，长13．45米，高3．42米，画的是从河北道镇州（今河北正定县）到山西太原方圆500里的山川、城廓、寺院。画工用中国式的散点透视的方法，既画了五台山著名的寺庙、佛塔、县衙，又画了当时中下层人的生活。骆驼客、磨面人、爬山者，嫁戏的马、负重的骆驼，如向日葵般开满繁花的树，凸凹错落的山塬，都从墙壁上向人们走来，甚至能嗅到弥漫在农舍的炊烟味。1951年，中国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借着油灯的微光仔细地看了这幅画后，根据画上的线索，找到了实地的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
此图之上还有很多与五台山有关的著名高僧事迹，如佛陀波利、解脱、法照、降龙和尚等等。这些著名的和尚古代文献均有记载。如佛陀波利，本是印度和尚，他于676年第一次来五台山时．文殊菩萨化作一个老人告诉他，你要是真心拜佛，何不从印度带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这部经对中国僧人非常有用。683年，佛陀波利果然从印度带来了这部经。经人翻译出来后，他带上佛经原本，隐居五台山金刚窟，再也没有出来。图中两处画了佛陀波利的事迹。
虽然该画是研究古代社会、建筑、宗教、风俗、绘画的重要资料，但由于画幅巨大，人物比例又小，一直没人临摹。
她小心翼翼地走进61窟，洞内很黑很静，不小心就会绊倒或碰到墙壁上去。她抱着光板老羊皮袄，拎着一双毡筒靴和一只水桶，带着小油灯，夹着画纸、颜料和调色碟，胸前还挂着望远镜。
过了一会儿，眼睛适应了黑暗，她看清了窟内的景致。窟中央的佛坛上以前大约塑着曼妙的文殊菩萨骑着狮子的形象，现在文殊菩萨不知去向何处，仅在背屏上残留着一根狮子尾巴，坛上留有4只狮爪。
李承仙在佛坛上放上两张从寺庙里借来的香案，大案上面摞小案，人站上去，在小案上支起画架。洞里有一股阴冷的寒气直扎骨头维，穿上老羊皮袄，套上毡简靴才舒服一点。漆黑的洞里靠煤油灯是无法作画的．她就在洞口放上一面大镜子，在朝阳升起时，刺目的光线便从镜上反射到洞内支好的一块白布上，光明的火苗就这么烧起来了。李承仙人不大，主意不少，她用纵横相交的黑羊毛线将（五台山图）分割成面积相等的10块，每块用几张纸临摹，然后一张张出起来，构成与壁画同大的一幅画。
千年的古画用色彩触及她的感官，用线条连结她的灵魂。她用画笔与唐代那些不知名的画工画匠交谈。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谁教给你如此高超的画技？现代人自以为用进了许多艺术真谛，实际上这些艺术古人早已用远，甚至比我们悟得更深更透。重复一下他们的色彩与线条，也许会知道这种临摹的难度极大，不仅要酷似，还要画出原面的神韵，速脱色、漶漫、裂缝的地方都要丝毫不差地画出来。
对莫高窟壁画的临摹有三种方法，客观临摹、复原临摹和整理临摹。李承仙进行的就是这种客观临摹，与张大千临摹的区别是不加任何主观色彩。
她站在摇摇晃晃的高处，努力地探着头，踮着脚，去看清壁画上的每一个细节。实在看不清的，就举起望远镜观察。黑黑的洞子里梯坛上站着穿羊皮袄的她，远看是位菩萨，近看像个女侠，扎腿束腰，羊毛像白火苗一样竖在领子周围，让人凭添了许多英武之气。色彩如诗、画笔如刀，诗意纵横、刀光闪闪，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她在自己的王国里指挥调动着一切。
一个人的洞窟永远是寂静寂寞的，所有的艺术都深埋在孤寂之中。时间是线条和色彩构成的无始无终的圆环，是从一幅画漂向另一幅画的扁舟。时间首尾相接，永远年轻，笑看着万事万物无一例外地走向死亡。植物用种子抗拒死亡，人类用繁衍抗拒死亡，李承仙像那些唐代的画工一样一用绘画延续生命。艺术是人类对自身的超越，想到百年千年之后，仍会有人与你对话，你能通过人的心灵延续生命。寂寞就是可以战胜的了。在她累得站立不稳几乎要从架子上跌下来的时候，她就定一定神，然后放开嗓子唱一曲家乡的山歌：
三月桃花开哟喝，
斑鸠哩格叫咧起，
叽哩咕噜咕噜叽哩，
叫得那个桃花开哟……
空旷的洞窟忠实地应和着，发出嗡嗡的回声。然而，洞外没有桃花，没有斑鸠，只有山风呼啸，满目黄沙。繁花满天似的歌声和眼前空寂无人的冷一清构成凄凉优美的意境，使她在悠长的回味中默默流泪。
她省下每天带来的饮水，在窟前浇灌出一小片波斯菊和大丽花。
太阳正午时，镜子便无法再向洞内反射光线。李承仙就收拾起东西，脱下皮袄和毡筒靴，到另一个洞窟去临画。那儿的光线要好一些。
在孕育着艺术的同时，她体内也在孕育着生命，她的腹部隆了起来，女儿沙妮就要出生了。 大着肚子在洞窟里爬上爬下有一种沉甸甸的收获感，收获使人充满疲惫和困倦。不会体贴人的常书鸿在临摹壁画的间隙也会跑来看看她。一次，李承仙从架子上爬下来时趔趄了一下，衣服擦着壁
画，常书鸿马上就吊起了脸。李承仙本想争辩几句，不想刚开口就委屈地哭了。就这样，常书鸿还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
常书鸿把壁画看得比他的命还贵重，以致常常与人发生冲突，弄得彼此尴尬。
1944年8月，做学问极其扎实细致的历史学家向达到敦煌考察。此时常书鸿让工人窦占彪在清理莫高窟中寺后面的一座小庙时，发现了北朝时期写在麻纸上的经文66种，这是继1900年藏经洞发现以来的重要发现。向达闻迅立即赶来参加鉴定，并提出要把这些经文带到自己的住处抄录下来。向老先生是敦煌学专家，曾在巴黎、伦敦等地废寝忘食地抄录斯坦因、伯希和从中国大陆“买走”的敦煌卷子200多万字。向达借卷子，常书鸿不能不同意，却 又不放心，因为卷子残缺严重，稍不小心就会碰破碰烂。他答应向达只能在晚上抄录，因为他晚上不能画画。那几天晚上，常书鸿小心翼翼地带上经卷来到向达的住处，坐在向达身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在油灯的微光下一字一字努力地抄，到了该挪经卷的时候，他抢先伸过手去，轻轻地移动，让向达觉得欠了他很大的情。
湖南土家族人向达性格倔强，又是一代名流，对常书鸿的做法颇感屈辱，一怒之下，负气出走，数日不归，慌得常书鸿到处寻人，百般劝慰，两人才重归于好。 另一位历史学家史岩教授也和常书鸿因壁画 闹翻。史岩研究壁画时，为了看清漶漫模糊的字迹，用水把壁画打湿，被常书鸿撞个正着。常书鸿当场就翻了脸，指责史岩是个千古罪人。因为这种“洗壁画”的作法，虽然可以在那一刻看清字迹，但这之后，字迹就永远地消失了。
张大千在敦煌时也洗过壁画，还剥落过窟内宋代的壁画，使之露出后面的唐代壁画。常书鸿和一些敦煌地方人士对此也耿耿于怀。
9月，李承仙要生孩子，从敦煌县里请了医生来检查胎位。
也许是李承仙在洞里呆得太久，极少见到阳光的缘故，沙妮生下来就是软骨病，一岁多了脖子还直不起。
稍事恢复，李承仙又进洞作画。为了珍惜时光，沙妮由保姆送进洞窟来吃奶。
在窟前雪色的波斯菊和紫红的大丽花凋谢的时候，两岁的沙妮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她的睫毛很长很黑，眨眼的时候，就像两束火苗在跳动。如今，这睫毛像一道黑色的幕布，隔开了人世和天国。女儿眼神里该是有一丝怨恨的，然而李承仙看不到，她只能终生让愧疚噬啮自己的心。
同事们从坟上搀回了泪人李承仙，他们在沙妮的小棺材边放了一束花，花束上写着：孤独贫穷的人们敬赠。
日复一日地死守在沙漠里，从事着精神劳作，也痛苦，也孤独，也后悔，也偷眼看外面世界，但是绝不后退。常书鸿和李承仙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些守住理想决不后退的最后的执着者。
100年前，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拿自己的命做赌注，翻过世界上最高的雪山，穿过最恐怖的沙漠，到亚细亚腹地探险寻宝，干着许多中国人视为毫无价值的傻事。斯坦国甚至因此冻掉了脚趾，最后丧命在探险途中。那个时期，中国人少了张赛、唐僧、法显、徐霞客、常书鸿那样的人，没人去干“傻事”。许多中国人若听到有谁只身到大漠雪山冒险，第一个反应就是“吃多了，撑得了”，
李承仙用两年时间按原尺寸临摹了第285 窟的西魏壁画《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她画了敦煌所有临摹作品中最大的两幅画。她是在与自己争，与时间争，与掠走了敦煌国宝的外国人争，每天她进洞穿上老羊皮袄的时候，人们就仿佛看见一条正在吐丝的春蚕，裹进淡绿色的茧中拼命忙碌着，等待着蜕变，蜕变为一个真正的唐代画家。每个月底，画家们都要把自己的临摹作品挂在场上，听候常先生的讲评。这是一个令人心跳的时刻。常书鸿的讲评独到且严厉。
他说，我在法国学画时，劳朗斯教授就极为严厉。这老头常常手持一把刮刀，冷着眼看你画。一旦你往回布上堆颜色，他三下五除二挥刀刮个一塌糊涂，他说靠颜料堆画不是真本领，你要看准了再画。所以，我也要这么要求你们。
李承仙笑道，我的画你刮不了，特别薄！
那我就叫你返工。
除了李承仙，没有人敢用所长开玩笑。但画家们的画技却一天天显出丰满和丰韵来，那个时期临摹的壁画直到今天仍然是最优秀的。
四
敦煌研究所创办在一个腐败王朝的末年，自然感受着大厦倾覆前的阵阵颤抖。那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而且一“飞”飞出3．3万倍，理一次发1．7万元，一双皮鞋30．9万元。等米下锅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每个月都焦急地盼着南京汇来的经费发薪水，钱在路上走，物价不知又涨了多少倍。为了使那点可怜的血汗钱保值，研究所的人都是在发工资的当天，把钱全部换成粮食，需要花钱时再用粮食去换。
日子过得紧巴，管理上就显出了江南才子的精明精细。李承仙负责分发绘画用的纸、笔、颜料。这些东西敦煌买不到，必须从兰州带来，所以倍显珍贵。特别是那些来自四川夹江的宣纸，全是张大千先生留给常书鸿的，每张纸头上都印有一幅大千的画，李承仙当宝贝一样看待。她根据自己绘画的经验和每人担负的任务，把所衍需材料事先计算后分发，如一支狼毫笔要用够几个月，一管颜料要画多大的面积，都有规定。而且领一张宣纸必须交回一幅画，不交画就不再发给纸张。凡在上班时间，用公家的东西画出的面一律交公，归研究所收藏。这些规矩，从理论上讲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太缺乏感情色彩，忽视了艺术家敏感的心。艺术创作毕竟不同于工厂生产产品，应该允许有失误、失败，还应该有自己的一份天地。少了宽容，自然会生出怨气与怨恨。李承仙说，我知道，他们说我这是家法统治，但我觉得没错，严了才会出人才，哪个大画家不挨老师的骂？再说，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那时穷啊。
1949年10月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敦煌研究陷入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之中。一个唯物主义的政党对宗教是持否定态度的。道士、和尚、尼姑纷纷还俗了，开始自食其力了，那么，专业研究宗教艺术的人们怎么办？有人犯前咕，临摹壁画不正是宣传封建迷信吗？宗教画应该是古代文化中的糟粕，不能再有市场。没人再进洞窟临画了。墙上出现了一条大标语：不劳动者不得食。画家、学者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开荒种地。在思想动荡，活跃的年代，敢想、敢干、敢说、敢革命的精神很受推崇，常书鸿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人们对他和李承仙“家法统治”的不满可以发泄一下了。大家提出应该每周大家评选一次所长，每周按各人的劳动表现评定报酬。研究所思想上的分裂也开始由此发端。
种了一年地，常书鸿终于忍不住了，写信给中央文化事业管理局长郑振铎，说自己正被清算斗争，可能要扫地出门了。不久，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会派人来接管研究所，明确仍由常书鸿执掌帅印，来人还为他们刚生下的儿子嘉煌带了一套大红缎面绣花衣服。常书鸿和李承仙感恩不尽，流下了眼泪。 敦煌研究又以“批判式研究”的名义开展了。1951年4月，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敦煌文物展览），其中有临摹壁画3655幅，这都是画家们蘸着心血绘就的。展览大获成功。总理周恩来兴致很高地参观了全部展品，这位学贯中西的才子不仅看出了一些壁画是按照南齐谢赫为中国画设定的六条标准画出的，还凭直觉感悟到敦煌北魏艺术与欧洲艺术之间的某种联系。他说，有些神鬼的造型，使我想到巴黎圣母院屋檐上装饰着怪兽的造型。他还说，人家盗窃了敦煌的文化艺术宝藏，一到他们国度里就进行“敦煌学”的研究，而我们反而默默无所作为，我们还算是一个中国人吗？
展览结束，副总理郭沫若亲笔书写了一幅长四尺，宽二尺的大奖状：“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所长常书鸿领导下长期埋头工作，保护并摹绘了一千五百多年来前代劳动人民辉煌的艺术伟制，使广大人民得到欣赏研究的机会。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表扬的。”
接着，敦煌艺术展又到了印度。飞天飞向了佛教艺术的母体。尼赫鲁总理与其女儿英迪拉·甘地一起怀着肃穆的心情前来参观。闻讯前来的大批僧侣双手合十，对那些临摹的壁画和塑像非常尊重。敦煌是世界第一大宗教繁衍出的最美丽的花朵，有幸看到这些千年以前的繁花和亲手描绘这些繁花的人，使印度僧侣们激动万分。他们惊讶于中国还保留着如此完整、悠久的佛教艺术，特别是第61窟宋人画的佛传故事《燃灯佛援记》、《乘象入胎》、《树下诞生》、《涅槃》、《分舍利》等32幅壁画摹本，更是全世界佛教艺术中的盖世之宝，珍贵之极。
印度国家考古局局长（CHAKRAVAI）说：“你们至今完好地保存着敦煌400个自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宝窟，壁画的颜色也还如此鲜明艳丽，真令人羡慕。而我们，虽然有阿旃陀那样世界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但却只有29个洞窟保留了一些残破的壁画，就是这点残存的壁画，在英国人统治时期，以保护为名，所有壁画都涂上了几纳西（一种清漆），结果已变得黄褐一团，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这是中国敦煌学后来居上的一个信号。虽然所有的研究都刚刚起步，但这个燥动的婴儿如同中国神话故事中的大禹王，从耻辱中出生，见风即长，神勇无比，将他的前辈与同辈都远远地抛在身后。
五十年代，真正从绘画转向理论研究的只有常书鸿一人。他主持编辑了一批大型学术型画册，撰写了一批专题学术论文。这是几块基石，虽然砸得很实在，但基石毕竟是基石，离圣殿的辉煌还远着呢。
那时的敦煌研究主要是向日本同行学习。日本的学者认为，佛教从印度的发祥地通过天山，渡过沙漠传到中国，然后又越过海洋传到日本。丝绸之路是连接长安和罗马的通商之路，同时也是一条横穿欧亚大陆，通向日本的伟大的佛教之路和文化之路，这条路是日本的“精神丝绸之路”，是连接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纽带。因此，他们用一种咄咄逼人的进取精神在研究中国。考古学家原田淑人非常肯定地说，“敦煌是日本艺术之根”。著名作家井上靖27岁就写出了《敦煌》、《楼兰》等一批西域小说。他说，“中国妇女在洗瓮时洗红了她们的双手，我愿在写文章时也写红自己的双手。”对佛教艺术有精深研究的画家平山郁夫毕生致力于敦煌的研究与保护。西域文化史专家岸边成雄还是一个学生时，就把西域壁画中一个奏乐的场面挂在床头，钟爱到了须臾不能离开的地步。日本集百部佛经之大成的《大藏经》和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研究》是中国敦煌学者最初的教科书。但是，这些学术界艺术界的巨子逐渐感受到了压力，因为中国已经不是一人两人在研究敦煌，而是有一群人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敦煌抛洒心血，就凭这种玩命的劲头，足以让他们肃然起敬。
1957年12月，致力于中国友好的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中岛健藏会长邀请研究所到日本举行敦煌艺术展。虽然中日没有建立邦交，但民众与民众之间的信赖贯穿于深刻的文化交流之中，这种广泛的交流也许是通向世界和平的康庄大道。
像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和日本那些顽强的遣唐使当年的经历一样，怒海一次次地设置障碍，运送展品的船只在海中遇到大风，抵达日本的时间被推迟了十天。这样，原定十天的准备时间只剩下了6个小时。如果推迟，日本方面将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这时，担任展厅布置的总指挥李承仙却一直温文尔雅地坐在那儿，齐肩的短发和一身藏蓝色列宁装显得与日本女子十分不同，让人见过就很难忘记。日本工作人员的脸上已经无可奈何地挂出了
自认倒霉的神情，他们很难理解，事情如此紧急，中国方面竟让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将坐阵，而且根本看不出她的过人之处，又不懂日本语。在新年即将到来的那个下午，展品终于运抵东京。数千幅临摹的高质量的通史性大型壁画，洞窟模型，各种佛的塑像，还有经卷等各种展品，布置起来要占1400平方米的面积。四两拨千斤的李承仙稳稳地登上一个高台，掏出了一摞标有不同色彩的展厅微缩图，通过翻译向在场的100名日本工人布置任务。每个人只要记住自己负责的色彩区就行了。开箱后，所有壁画的挂轴上都有相应的色彩和标签，100个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竟能井然有序地工作，5个小时40分钟后，全部展品布置完毕，6名日本负责人员陪常书鸿夫妇走上寂静的街道，走入一家挂着红灯的小店，去吃年糕。这时，新年清脆的钟声遥遥传来，十分好听。日本朋友说，起初具担心这样一位30岁出头的妇女如何能在6个小时里干完这么复杂的工作。中国的妇女真是了不起啊。
看这次展览的人排起了长队，要买一张票，必须等两个小时，许多老人站在寒风中苦苦等待一睹敦煌的华彩，以致有一位日本青年把自己刚买到的票让给一位老者，而自己重去排队购票。
展厅里很静，人们脚步的沙沙声都听得很真切，常书鸿看到了未见过面的老师、（敦煌画研究）的作者松本荣一，“先生，”松本荣一紧紧拉住常书鸿的手说：“今天亲眼看到你们这样丰富的艺术展览会，我才感到我知道的敦煌艺术真是太少，太片面了。我只是根据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和斯坦因的有关敦煌报告中的插图，写成这本书的。我所依据的那些照片，都是很小的，单色的黑白照片。今天看到你们的原大原色的杰出摹本，使我受到很大启发。感谢你们这次展出。”
日本美术史家今泉笃男先生说，我们多少年来埋头于埃及、希腊、罗马的古代美术史研究，了解西方世界人类艺术创作演变的历程，却没有料到敦煌北魏时代壁画具有那样朴实浑厚而又富于表现力的风格。这种风格可算是二十世纪现代派绘画的祖先。
日本现代美术评论权威柳亮先生说，从敦煌早期壁画中，可以体会到埃及墓中壁画的风尚；可以看到拜占庭艺术；可以看到罗马艺术风尚……我说敦煌艺术是虎虎有生气的东方人类文明的曙光。
常书鸿夫妇又骄傲又感动地站在那儿，又一次感到，敦煌，太美丽了。
五
文化大革命中，研究所的内部思想混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常书鸿夫妻并肩站在台上挨批。常书鸿63岁，李承仙43岁，已是20年的患难夫妻。当年陈芝秀就是与常书鸿生活了二十年后不辞而别的，命运在关注着李承仙的表现。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萨捶太子以身饲虎的故事。这个故事过去常书鸿翻来覆去地给研究所的员工讲过，希望能成为研究人员的一种精神图腾。那原本是一个劝善的故事，说一个叫萨捶的太子在山谷中见到八只奄奄一息的母虎和幼虎。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生灵使太子万分怜悯，他经过一番艰难的抉择，决定用生命和肉体去解救世上苦难的生灵。他脱了衣服躺在母虎的嘴前，可是濒于死亡的母虎连吃肉的气力也丧失了。此情此景，使萨拯救虎之情更加急切，他爬到崖上，默默地祈祷上天让母虎延续生命然后用竹刺刺破血管，纵身跌落虎旁。顿时，一股壮烈的正气冲上九霄，大地震动，日月无光，一幅舍身救世的崇高景象出现了，层层天神都为之动容，无数奇妙的香花缤纷飘坠，满布山谷。六位美丽的飞天飞向太子，为他礼赞，祝愿他功德圆满，升天成佛，而饿虎因为萨捶的献身而得救。
254窟中这幅代表故事画最高成就的壁画，用强烈的色彩、粗护的画风和深刻的寓意构成一股冲击力，教常书鸿夫妻生出献身的悲壮感。萨捶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们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专门侍奉艺术，侍奉眼前这座艺术圣殿呢？
命运像是专门与常书鸿夫妇作对，1969年3月的第一天，常书鸿险些命丧敦煌。老人唯一的嗜好是喝咖啡，吃猪头肉。在敦煌，喝咖啡已成妄想，猪头肉也要到25公里以外的县城才能买到。没有
行动自由的他要吃一次猪头肉也挺难的。那天一个想学开车的工宣队员驾驶一辆大轿车进城，常书鸿借口牙疼，请假进城买猪头肉。回来的时候，那位骑兵出身的蹩脚驾驶员碰到了一条水沟，按骑兵的惯例，他猛踩油门冲上去，汽车顿时腾起一尺多高，差点没把大架颠散。坐在后面的常书鸿脸地弹起来，把车顶棚顶了个大洞。颅骨裂开一条缝，腰椎压缩性骨折。到了研究所，他是爬着回家的，半挎包猪头肉就那么在身后拖着，如同一个冒着炮火去炸碉堡的战士。
看到他那被巨大的疼痛扭成麻花的身子，李承仙吓慌了，小小个子的她使出吃奶的劲才把“大狗熊”搬上炕，哭着给丈夫擦血，包伤。常书鸿隆惯地吸着冷气说，去，把猪头肉拿来，死也不当饿死鬼。
给常书鸿诊病的医生因为酷爱书法，总拿一支鸡毛笔写字，外号“刘鸡毛”，他听完常书鸿自报家门，嗅了一声，腰断啦？那是睡软床睡的，多睡硬床就好啦。不过，这是个嘴臭心软的家伙，别人不敢写诊断证明，他敢，用那支软不塌塌的鸡毛笔：“绝对卧床休息，并及时到有医疗条件的大医院治疗。”
他交给李承仙一叠草纸和打针的用具，“回去你就用针头扎草纸，什么时候一针扎进去了，就给他打
止疼针。”
刘鸡毛壮着胆子，到处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用他的处方权给许多被揪斗的人开出休息或到外地就医的证明，鸡毛笔咧咧地写，救了好多人的命。后来敦煌发洪水，刘鸡毛住的那一片房全冲倒了，偏偏他的家像羊群里的骆驼，高高地站在那儿，一时成为奇观。老乡们说，这是因为刘鸡毛行善，龙王爷见了他的家门绕开着走哩。
常书鸿在65岁那年离开敦煌到外地治病。走的时候，他一步三回头。 并没有人来送别。大漠路显得空空洞洞，冷冷清清。
20多年前，他招募的这批人马骑着骆驼前仰后合地走在这条路上，骆驼的蹄声如同雄壮的军鼓，让他们的热血顺着毛孔向外涌。他们脸上满满地荡漾着真挚、热望和雄心。虽然喝漂着粪沫腥臭难闻的水，虽然吃让人吐酸水的洋芋蛋，可是众人仍紧紧地簇拥着他，仰慕着他，那一声声“老师”叫得多好听多亲切。今天，他们不知道老师要走了
吗？这位两处骨折的老者还能回来吗？这里成林的绿树有他亲手栽的，档沙的土墙是他亲手垒的，敦煌研究的事业是他开创的，所有的业务骨干，都是他手把手教过的，虽然相处之中有不和谐的地方，老人也有不近人情之处，但他毕竟有恩于敦煌，有思于众人，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了敦煌艺术。
常书鸿就这样一个人凄凉地走了。与他相依为命，白发如新的李承仙也被留在敦煌，不能相送，因为她是被管制人员。
常书鸿先到了酒泉，又到了兰州，最后穿了一件钢背心回来；以固定他折断的腰。以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作为“制造贩卖精神鸦片的元凶”，他在一种心力交瘁的状态中度日。1970年的一天，解放军兰州军区的一位将领要见常书鸿。正在喂猪
的常书鸿换上一身干净衣裳，仍掩不住浑身的猪饲料味儿。将军说，常书鸿同志，从今天起，你不要喂猪了，可以干点自己想干的事。
常书鸿一怔，不相信自己能被称为同志。当他终于确认没听错时，68岁的老人竟像孩子似地呜 呜哭起来。十年了，在经过三干多个屈辱的日子后，这是第一次有人认可了他。他呼懦着说，我，我，是画肖像画的，能不能允许我画一张毛主席像？
也许，也许我的身份不合适？将军马上提供了一些资料。常书鸿选了一张毛泽东戴着围巾站在延安窑洞前的照片，很虔诚地画了出来。
西北军人有一种可爱的率直，经常勇气十足地冒险。那一时期，他们让西部歌王王洛宾搬到外人不易知晓的地方写歌剧；又把常书鸿夫妇也请到兰州画画。自信使他们的直觉如昆虫的复眼，异常敏锐，他们似乎早已知道中国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事情，从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泥潭里努力拔出脚来。
常书鸿和李承仙爬上高高的架子，重操画笔，勾画着一个当时被推崇为神的伟大形象。太阳之下，他们曾经如火焰一般闪亮的瞳仁已经透出许多疲惫。但是，他们仍然踩牢自己锈迹斑斑的影子，用一笔又一笔的涂抹对自我进行一种悲壮的肯定。这种绘画通常是由李承仙打底，常书鸿“开光”——绘出画像的眼睛、面部等关键部位。老人要努力地往架子上爬时，李承仙要紧跑几步，用她瘦小的布满青筋的手使劲托住丈夫的身体，像要拼命拽牢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一种火辣辣的热流在常书鸿眼底酥动了，“别累着了，我还能行。”
“可是你还穿着钢背心。”
“腰断了，脊梁骨不能弯。”
晚上，常书鸿一面捶腰，一面读着诗圣杜甫的长诗《丹青引）。有道是“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先帝御马玉花骋，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灌下，通立间闽生长风。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须臾九重真龙山，一洗万古凡马空！”“将军善画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不，终日坎媒缠其身。”
一滴浊泪垂在衰老的腮边，慢慢于去。万古如斯的世界，应验了古希伯来诗人的慨叹：“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既然如此，就不必悲叹自己怨恨他人了。每个人都像行星，生下来就按照自然法则围绕自己的轨道旋转，因此，何必苛求别人呢？自己好好活着就是了。
时局果然说变就变。
靠“文化大革命”发迹的“四人帮”倒台了，常书鸿于1978年恢复了敦煌研究所所长职务。
1982年，78岁的常书鸿被调往北京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常书鸿当年从兰州带到敦煌的学生段文杰担任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长。
敦煌研究院的常书鸿时代结束了。
带着无限惆怅不舍的复杂心情，常书鸿举家迁往北京。人们安慰他，你年纪大了，又是“国宝”，摆脱那些管理性事务，专心研究创作，不正是你当年梦寐以求的么？来日无多，还是多为后人留下些东西吧。
常书鸿点头称是。
1984年5月，刚过了八十大寿的常书鸿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手中的笔掉落地下自己竟不知道。邻座的人断定他病了，而且是中枢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李承仙马上送常书鸿住院治疗。经查，是脑血管出了点问题，不碍大事。岂料，祸不单行。住院的常老在医院餐厅滑倒，左腿股骨胶和左手腕两处骨折。他要忍受巨大的疼痛，不能动，不能咳嗽，并随时可能因并发症而危及生命。但是，这位不屈的老人却在病床上一笔一画的艰难地重申着他生命誓言：
“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
“人生也是困难的反复，但我决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
“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北京一家大医院为常书鸿安装了金属股骨头，使他摆脱了瘫痪的厄运。10月份，他便斜压在李承仙的肩头，咬紧牙关学走路了。
李承仙依然那么清瘦白晰，但额头细密的皱纹告诉人们她也是花甲老人了。她憋足了劲，像那个举起火炬为人引路的丹柯，像踏牢大地母亲以获得力量的安泰，像冰海沉船时宁死不逃离的船长，用力地托着常书鸿，替他伤腿分担着身体的重量。
一托就是十年。十年里，常书鸿的每一步路几乎都是倚在李承仙的肩头迈出的。一个瘦弱的妇人，一个高大的男人，像被命运牢牢地焊接在了一起，谱写出了让人百感交集的命运交响曲，构成了夕阳下诗意的风景。
由于中日两国对佛教艺术共同的关切，常书鸿夫妇先后7次访问日本。1985年，走路还一瘸一拐的常书鸿在李承仙的搀扶下，来到日本东京的枣寺，进行七扇屏风画《玄中寺》的创作。玄中寺是中国的佛教古寺之一，被日本净土宗尊为祖庭，敦煌壁画中也有玄中寺的形象。枣寺的老主持管原惠庆对中国感情深厚，中日邦交恢复以前，老人就致力于收集在日华工的遗骨送还中国，今天老人的儿子营原钧怀着崇敬将父亲的老友请来寺中作画。常书鸿夫妇住在寂静的寺中，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在敦煌，他们在皇庆寺的土屋土炕上住了．三十多年，在土桌土凳上趴了三十多年，寂静使他们能够忘却嘈杂的世界。他俩这时的创作全部是合作．天衣无缝的合作，谁也离不开谁。李承仙正在离开敦煌壁画的浓烈绚丽的重彩，试图用一种典雅、清淡、高贵的色彩来显示大唐气韵。他们画的飞天天上地下同时奏乐起舞，纷飞的花雨和湖水一样淡蓝深途的天空传递着吉祥。
吃惯了煮洋芋和面条的他们觉得日本饭食不可口，李承仙每天还要上街采买，回来后亲手为常老弄吃的。东京的人们没有注意过这个穿着普通的妇人，谁也不知道这就是三十多年前举办了那次隆重的敦煌艺术展的人，他俩在日本的住处也是严格保密的，因为他们的画很珍贵，日本方面怕被人知道后遗失。七幅屏风画好后全部被珍藏了起来。
常书鸿夫妇格守着自己“决不卖画”的艺术准则，为日本方面绘画是无偿的，所以归来时没有多少收入，只是用省下的十七万二千日元生活费买了厚厚的四巨册《西域美术），沉沉地扛在肩头，觉得已是一大笔财富。
1986年，日本奈良的法隆寺得知枣寺收藏了常书鸿夫妇的画以后，盛情邀请他们前去做客。因为奈良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名城，又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伟大人物鉴真和尚东渡后的落脚之地和圆寂之地，他们自然不甘人后。奈良汉族风格的寺院，如古长安一样布局的古老皇城．激发了常先生的灵感，他决定为法隆寺创作大型障壁画《丝绸之路飞天》。知道了这个消息，作家井上靖先生说，中国的飞天1300年前的时代传来日本，现在常书鸿夫妇的飞天第二次传来日本，太高兴了。
这16 幅大型障壁画用了两年时间才画完。由
于先生精神不济，李承仙已成为这些大画的主要创作者，这位一生致力于大画创作的女画家技艺日臻完美，作品用独特的着色法表现了宗教艺术远离凡尘的境界。1988年．法隆寺举行了隆重的“开眼”仪式。按照佛教画的惯例，画佛时先不画眼，要画
到作品全部完成时，再用“点睛”之笔画出眼睛，以显示佛的光明与智慧。常书鸿半依在李承仙的肩头．把朱红大印印上壁画，赠给了法隆寺。法隆寺特别珍视这些画，只在重大的佛事活动时，才会短暂地展出。
这是常先生最后一次画与敦煌有关的画了。
他老了，真的老了。虽然手不抖，耳不聋，但比这更可怕的事出现了。一天．有记者来访，李承仙发现常书鸿很执着地用记者的名片沉录音机上放磁带的仓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刚吃过饭已不知吃的是什么。他是患了老年性脑软化。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北京协和医院319号病房里度日。奇怪的是，老人别的事情不能干，绘画成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同他谈起敦煌时，他呆滞的眼神便活泛起来，思路便清晰起来。协和医院院规严格，病房里不许摆放杂物，老人就把厕所当了画室。画架支在马桶上，鲜花等静物摆放在澡盆边，李承仙把他搀进去，让他静静地坐在窗前，抓起画笔，用陌生的异样的感觉吃力地画着。这种画法使他的面充满了苍劲苍凉的美感，模糊而又清晰的质感。有时笔从手中坠落，李承仙忙弯腰拾起塞进他手里，“书鸿，你不是说要战斗到最后吗？画吧，画画能刺激脑细胞恢复活力，是让你恢复健康的唯一办法。”
1993年1月22日，是旧历新年的除夕，天下了小雪，四周一片寂静。
北方工业大学校长仇春霖赶来，给常老送了一大抱盛开的淡紫色的兰花。这兰花以罕见的色彩和新鲜的蓬勃诱惑着常书鸿对生命的留恋，他就那样盯着花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目不转睛。李承仙凑向他的耳边，想画吗？常书鸿点点头，嘴里嘣出一个字：“想！” 李承仙从左边架曹丈夫，常书鸿用右手拄着拐杖，一寸一寸挪向卫生间。
常书鸿只画了半个小时，就累得抬不起手了。
李承仙安顿他躺下，自己坐在画前，一笔一笔地画起来。她现在画油画甚至比常书鸿还吃力。因为她已经完全彻底地蜕变了。蜕变成了一位后代的画师。从小学油画，学人物画的她，几乎把行家的本领全会了。而一旦进人敦煌画的领地．她就犹有神助，一千多年前的古代绘画技法泉水似的从她的手中涌流出来，汇成一片深远的海洋。现在，她努力地从岁月的深潭里打涝着油画的技法，画了整整一夜，终于让那群仙女般的兰花盛开在了画布上。
红红的朝阳很柔和地爬了进来，李承仙把画端给丈夫看．常书鸿的睑被朝阳深得很有生气，他端详这些花，端详妻子，然后眼角潮潮的。他嘴里又悄出几个字：“我来画花瓶。”
然而，这张画上的花瓶终于没能画上。至今仍然空着。
1994年4月6日，北京举行了常书鸿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首发式。老人在昏迷中度过了他的九十华诞。
6月23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逝世。他的骨灰按先生的遗愿被安放在敦煌莫高窟皇庆寺的故居里。桌上还摆着常先生爱吃的咖啡，茶点和酒，一个圆形的小檀香炉和一只小铜铃暗示着老人一生与佛教艺术的不解之缘。
现在只剩下李承仙了。她每天画画，们着在“文革”被斗弯的腰，过着非常清苦的画家生活。她胳膊上戴着袖头，腰里系着围裙，腿上褪色的蓝裤子已磨出了两个洞，有客人来访时，她把裤腿往上拉拉，把两个洞掩上，然后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声对不起。她是可以有钱的，只需卖几张常书鸿的画。 张大千的画在香港已经卖到了1千万港币。但她不，她认为，画一卖，画家就分等级了。她不能容忍丈夫的画被标上价，商品似的被人挑选，竞价。她宁愿受穷。她花了十二万元用来再版（九十春秋），出版先生的遗作（新疆石窟艺术），这几乎是她财产的全部。在简省的日子里，如果家中没有人，她就不做饭，一直手持毛笔伏在案子上作画。1948年以前到敦煌去的艺术家们都老了大多已不能作画，唯有李承仙还在不懈地画着，画着，用大唐的技法、大唐的色彩、大唐的眼光……
这种时候，她的思绪总是飞得很远很远，飞到在落日余辉中弯出半个金环的沙山上，飞到毛茸茸黑眼睛一样张开的洞窟前，在那里，她独坐裸原，倾听着井上靖先生不动声色地诉说：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梦见过一次飞天。时间是在深夜。数百名天女，衣袖翩翩，朝着天上的一角冉冉飞升。远处传来微微的风铎声与骆驼的铃声，一直到最后的一名天女消失在天边。”
万花纷飞，天乐自鸣，李承仙在这个庄严的时刻，看见常书鸿朝她走来，他们相视而笑。承仙，当最后一位天女消失在天边时，一定会有成群的飞天再次飞来吧？
画案前的李承仙定一定神，紧紧地握住笔，很努力地继续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