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共知识分子政策调整 功利主义色彩浓厚
2009年06月16日 10:57凤凰网历史专稿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二是对于中共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诚意,尽管许多人心中疑惧难消,却不得不为之动容。几年来,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一直处于被改造的地位,因而处处有“做客”和被冷落的感觉。现在中共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号召“向科学进军”。这使不少知识分子感动和兴奋,从而激发出主人翁感和参与的热忱。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说:看过周恩来的报告后,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为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切关怀而受到深深感动。”[132]章伯钧说:中共知识分子会议前,“中国民主同盟做了一系列串联工作,向党反映了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意见和要求。在这次周恩来主席的报告中,我们看到所有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都得到了解决,更叫我们感动的是报告中还有关于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检查批评。”[133]陈垣则为其老友、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入党振奋不已,说:“共产党是不拒绝任何人的……每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努力要求自己”,希望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能使任何一个爱国的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向隅”。[134]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当时民主党派欢欣鼓舞,从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师都认为:随着新时期来临,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不再适用,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至少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会有更大的发言权,知识分子甚至有权参与新纲领的制定。”[135]

中共动员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出力的心情不可谓不急切,知识分子的反应也不能说不热烈,但在仔细阅读并揣摩政协会议的发言后,笔者感到,此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为有机会为国效力,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和期待,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仍然谨言慎行,心中还是疑虑重重。

从1月12日开始,在会议召开之前和会议期间,《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石景山钢铁厂总工程师安朝俊、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季羡林、协和医学院外科主任吴英恺、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同济大学副教务长吴之瀚、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张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中科院学部常务委员葛廷燧、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茅以升等著名人士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显然是为配合中共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舆论宣传,但文章本身也并非完全是应景之作,其中透露出对中共的坦诚批评和期盼。季羡林认为,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无论其背景如何,“一般都非常爱国”。“他们现在对党有无限的信任,无限的敬仰”,他们的政治觉悟的进步速度“是很高的,是空前的”。他还批评说,“一部分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不够正确的”,这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是“没有好处的”。[136]茅以升说,知识分子“都毫不例外地信任党,拥护党”。年老的知识分子都在进步,“都想成为劳动知识分子”。

[137]冯友兰也说,“我敢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接受党的领导为莫大的光荣”。[138]显然,他们最为关注的是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评价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政治地位。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知识分子本身的估计与中共后来的评价是有很大差距的。在知识分子看来,如同季、冯、茅所说,他们“绝大多数”、“毫不例外”地信任党,拥护党。而中共的估计是,还有40%的中间分子、百分之十几的落后分子和5%左右的反动分子。季、冯、茅等人的文章事实上在为知识分子进行辩护。至于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茅以升认为,党与非党人士之间有“尊而不亲”的现象。[139]吴之瀚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在于党员对“群众”的进步“重视不够”,“估计不足”。党员干部对教学“一知半解”,或者“强不知以为知”,处理问题不同党外业务领导商量。他还批评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生硬粗暴做法说,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由于领导运动的个别干部对于思想的发展规律认识不够,未能多采取以理服人的方式而流于生硬粗暴,使少数知识分子产生了一些消极情绪,造成一定的损失。”[140]吴英恺则含蓄地提出,政治运动造成了对业务和技术工作的消极影响。[141]茅以升还批评了学习苏联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以及把苏联专家的结论“当做金科玉律”,而把所有英美书籍束之高阁的现象。[142]这些文章无疑表现出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共调整政策的期盼所在。

相比之下,中共宣布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以后,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这方面的批评和建议就少得多了。何思源以他在四川考察看到的情况,批评某些地区、单位和干部“以一种关门主义倾向对待知识分子”。年纪较大的知识分子,因历史比较复杂,“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使这些人抬不起头来”,“甚至在业务上也对知识分子加以怀疑”。[143]罗隆基提到,6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安排和使用遇到了困难,极少数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闲散在社会,因而,有比较多的苦闷,有人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想法。他还说,“现在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作客思想”。[144]不过,即使像这种从局部和基层角度提出的批评,在200多篇发言中也是凤毛麟角。这表明知识分子对中共政策的调整力度是有保留意见的,至少在发言中是有顾虑的。由于中共没有对过去的政治运动作出检讨性总结,知识分子即使心存疑问和不满也不敢表露出来,更不可能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总体性评价。例如批胡风和肃反运动,这在当时是严重摧残知识分子心灵的政治斗争,执政者本应对此有所检讨。但就在这次政协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有关肃反的专题报告中,却对这场运动给予全面肯定,甚至提出要“继续坚决地、深入地进行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145]结果,在会上听到的是一片自我批评和检讨之声。梁漱溟自责“抗拒批评……真是不堪造就!”“深深抱恨自己过去是太辜负主席爱厚之意了!”[146]梁思成批判自己在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一贯地与党对抗”,积极传播“错误理论”,“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种种。[147]这些明显地自我上纲的做法,很难说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态度。许多发言都集中于反躬自省,检讨自己头脑中还存在着“虚伪的个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因为正如地质学家李四光所说:“只有继续不断地自我改造,才能不落后于时代”。[148]这不能不说是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失望心情。

其原因大概主要有两点:

第一,没有反思和总结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的过火现象,更没有触及知识分子关心的肃反问题。客观地看,当时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感情压抑,情绪低落,主要并不是什么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而是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的挫伤。因此,中共要真正解开他们的思想疙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要对执政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进行反思和总结,切实消除其负面影响。但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没有这样做,反而继续肯定几年来所有政治运动的正确性。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周恩来的报告虽然主要倾向是承认“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科学家和科学问题的现象,最近还有发现”,并指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应通过社会实践和业务实践以及一般的理论学习“三条道路”来实现,但不得不紧接着指出,在政治上“不可能没有相当的斗争”,思想上“也不可能没有尖锐的斗争”。报告仅仅指出了党内“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这一现象,而对产生“宗派情绪”的根源却未作进一步的分析。至于知识分子同党之间存在的“某种隔膜”的原因,虽然指出来自“我们的同志”与知识分子两方面,但对前者,只以“没有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一笔带过,而着重指出的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且列举其表现达9条之多。[149]

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更是不加区别地对发生在1955年的一系列批判大加肯定,如在文艺方面批判胡风、陈企霞、丁玲、俞平伯;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批判胡适、杜威、梁漱溟;在卫生工作中批判贺诚、王斌;在自然科学方面批判“反动的生物学家胡先骕”;在建筑学方面批判“梁思成的复古主度形式主义”,以及肃反运动等。陆定一认为,“这些工作,都是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经过斗争

,文艺教育和科学事业是欣欣向荣的而不是枯萎下去了,团结是增强了而不是瓦解了,新生力量是成长了而不是被压制了”,文艺界“出现了新的气象”,“从前所谓‘创作枯萎’的悲观论调已经破产”了。[150]中央政治局最后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除了批评党内存在宗派主义倾向以外,同时也批评了“缺乏革命的警惕性”的迁就麻痹倾向。在提出要在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作适当的安排”的同时,还强调要“继续改造他们”,继续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纯洁知识分子的队伍”。[151]而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身份在政协会议作报告的郭沫若,也强调知识分子与领导的关系“不够密切”,问题的“另一面依然在于知识分子自己”。在轻描淡写地谈到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震憾后,郭沫若说:“无论怎样的微风细雨,总不免要吹动头发,打湿衣裳。如果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连微风细雨的批评都不能接受,那就证明他还没有进行自我批评的决心。”[152]正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这种对中共意识形态工作丝毫不作反思的态度,使得这次会议没有真正把握知识分子的思想脉搏,“没有触及知识分子所苦闷、所焦虑、所痛心、所希望解决的迫切问题”。[153]

第二,没有触及思想和学术自由问题。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而知识分子更把对社会的发言权视为自己存在的理由。然而,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中,不仅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言权逐渐丧失,代之以对自身的不断反省、改造,而且在纯学术领域中自由讨论的环境也遭到毁坏。对于这种现象,周恩来的报告基本上没有触及,倒是陆定一的发言谈到了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问题。作为宣传部长,陆定一试图划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与学术问题三者的界限。他在发言中指出,政治问题、思想问题都不能放过,但两者之间也应有所区别,“对于没有政治问题,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要坚决进行思想斗争,但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包括等待)”。至于“学术性质的问题、艺术性质问题、技术性质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斗争”。陆定一认为,“我们这样做,就不会在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上成为‘瞎子’,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成为‘盖子’。”[154]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否能够以及怎样才能划分清楚,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都是一个应该解决而从未解决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没有、也没想进行讨论。周恩来1月20日的总结发言,以及2月24日最后修订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或许正式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周恩来的报告以及整个会议似乎主要在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则较少提及。

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中共对知识分子政治地位和阶级属性的认识,而对这一点,党内并没有达成共识。从过去认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到现在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一味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批评党内存在着不信任、不支持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反映了执政党认识的重大转变和提高。周恩来在报告中比较突出的就是这一点。然而,毛泽东的看法更具影响力,在党内也更有代表性。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说明毛泽东本人是否赞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提法,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分歧,则是当事人的明确感受。[155]此外,还有文字材料可以佐证。当时高等教育部为准备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编写了一份《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重点分析的就是两种类型的“中间分子”和“反动分子”。作为“中间分子”,点了北大教授王瑶、傅鹰的名,并描述了他们复杂的历史和摇摆的思想状态。作为“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的反动教授,特别列举了钱钟书的各种“反动言论”。[156]这份材料表明,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判断仍然有相当的保留。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大会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报告中“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157]虽然两种提法精神大体一致,但这显然也透露出一个信息,要全党接受周恩来的提法是有困难和阻力的。

简短的结论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对于中共和知识分子两方面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按照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的说法,“就有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危险。[158]其实,这里不只是可能性,而是必然的结果。试想,知识分子掌握着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知识和技术,而这种资源(或曰知识产权)却不像资本家和地主的生产资料那样可以剥夺。那么,从理念上讲,共产党人要实现社会公有化,就必然把“异己”的知识分子本身作为革命对象。执政党不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甚至还要作为革命对象,其结果无异于在“自毁长城”。周恩来并非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他的报告也试图解决这个矛盾。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总体状况时,报告认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159]但在具体分析知识分子状况时,报告仍然指出,其中落后分子占百分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更何况还有与先进分子数量相等的中间分子。这与“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总体判断明显地是相互矛盾的。很可能,周恩来这样讲是考虑到了党内多数人的估计。陆定一在发言中说得十分明白:“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了使我国变成为先进的国家,而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160]从整体上看,1956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着眼于如何争取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因而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知识分子本来是具有爱国主义情感和立场的社会主体的一部分,却偏偏要把他们看成是依附于某个阶级的“毛”,非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甚至“急风暴雨”的思想改造就不能为国家社稷贡献自己的知识,这种从本质上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理念就决定了中共这次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不可能是彻底的。正因为如此,当1957年知识分子受到党的鼓励和动员,又一次表现出独立思考的本性时,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钟摆立即就回到了1955年,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10年后“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横扫一切“臭老九”的种种举动,则是把中共对知识分子怀疑和敌视的“左”倾错误发挥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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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志华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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