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共知识分子政策调整 功利主义色彩浓厚
2009年06月16日 10:57凤凰网历史专稿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显然,虽然需要重用知识分子,但中共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12月底中共吉林省委召开知识分子工作干部会议的情况很说明问题。省委书记处书记富振声在谈到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时指出,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是不是就认为高级知识分子中在政治立场、思想观点上都没有问题了呢?就可以忽视对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呢?不是的”。因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草案中的说法,“必须看到,不但中间分子,就是进步分子,在思想上一般地也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还必须对他们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和必要的思想上的斗争,以便继续帮助他们改造自己,逐步地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

所以,省委强调,“我们要反对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右倾保守主义,但也不能否认过去‘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所起的重大作用;过去的成绩是主要的,不能因为过去工作中有某些缺点,就否定一切。……肃反中,许多单位检查,斗争面过宽,重点对象大大超过了中央指示的百分之五左右的控制数字。各单位应立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进行覆查,重新排队,端正政策;但同时在具体单位,又要根据中央指示草案中规定的界限,实事求是地加以区分,不要使反革命分子漏网。工矿企业的专案小组,按中央规定,应吸收党员工程师参加,不应吸收非党知识分子参加。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工厂矿山、基建单位必须按中央指示,认真领导肃反斗争,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93]

这种态度和立场,预定了即将开始调整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限度,同时也决定了已经进行的知识分子问题调查的内容。总之,以往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以及由此给他们造成的痛苦,是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本身都不愿或不敢启口的。至于知识分子追求的学术思想上的自由问题,更是人们绝口不谈的——大概高级知识分子不敢有此奢望,估计中共干部也不会给予理解。无论如何,这次大规模调查反映了不少情况,但与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状况还是有相当距离的。没有真实的和客观的信息为依据,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政策调整:从使用出发的功利主义色彩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79人,包括57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委、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国家机关各部门、全国性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主题报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作了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1月16日至20日,会议展开讨论,主要是大会发言,发言者前后达61人之多(另有29人印发了发言稿)。周恩来的报告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和11个专题报告也是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大会最后一天,陆定一、陈伯达、李富春、彭真、陈云先后在会上发言,毛泽东到会作重要讲话,最后由周恩来作结论[94]召开如此规模、如此规格的大会,建国以后是不多见的。杨尚昆日记记载:“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央连续开了几个大会,以这次大会的人最多、方面最广”。[95]足见中共动员之广泛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心之坚定。

中共中央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周恩来作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是由周恩来主持、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周恩来自己先草拟了一份《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后约胡乔木谈报告起草问题。1月上旬胡写出报告初稿后,周恩来召集十人领导小组会议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修改。最后,周恩来又亲自修改并增写了一些内容。[96]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毛泽东是否看过这个报告稿,或者有什么具体意见。毛当时关注的是他主持起草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8日和9日,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两封来信,都是关于要求中央政治局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并要求“发给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会各同志”。[97]按常规,周的报告一定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通过才能提交大会,但目前看到的材料不能为此提供证明。查《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和《刘少奇年谱》以及其他文献,都没有发现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这份报告以及其他有关的会议文件,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98]显然,报告贯穿了周恩来本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想法,但它毕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见,因此其中必然会协调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各种不同看法。[99]

周恩来的报告首先坦言,国家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各类专业人才的匮乏。报告认为,当前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报告把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必要性确立在三个基点上:

第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中国必须急起直追。报告用了近1/4的篇幅讲科学工作。在报告中,周恩来提醒代表们说,“世界科学技术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其意义“远远超过蒸气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周恩来以异常紧迫的心情呼吁:“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大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第二,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其阶级属性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告确认,“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里,周恩来提出了两条依据:一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是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前者是一个事实陈述,知识分子被“包下来”,也就自然成为拿国家工资,为国家服务的“工作人员”,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后者则是一个大胆的政治性判断,而且在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为了证明这个判断,周恩来用相当的篇幅来说明知识分子何以发生了“根本变化”,还试图用一些统计数据来说服全党。这就是,目前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进步分子约占40%左右,中间分子也约占40%,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当然,周恩来看来,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变化是对其思想改造的成果。

第三,中共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周恩来指出,党内对待知识分子存在麻痹迁就和宗派主义两种倾向,但主要倾向是低估了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周恩来特别批评说,在“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的今天,普遍存在的“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的想法是要不得的。

针对这些问题,周恩来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周恩来还提出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了分工:在国务院内准备设立一个中国专家局,负责需要中央统一解决的行政管理工作,但各部门不能减少他们直接处理的责任;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处理反革命分子等政治性质的问题仍由各有关部门直接负责,中宣部负责统一监督;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则由中央组织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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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志华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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