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共知识分子政策调整 功利主义色彩浓厚
2009年06月16日 10:57凤凰网历史专稿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1955年秋天以后,声讨胡风和肃反运动最狂暴的阶段过去了。然而,“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20]他们不理解共产党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为什么思想改造要采取如此暴烈的方式。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著名数学家傅种孙后来回忆说,肃反以后,“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象一盘散沙,没有粘性”。[21]北师大教授董渭川也谈到:“肃反过后,使有些人有了顾虑,愈是相熟的人,见了面,除掉谈谈天气之外,国事、校事一概‘三缄其口’,唯恐被人抓住小辫子,说不定哪一天挨整一番”。[22]肃反运动也打击了知识分子钻研业务的积极性。肃反后期,批判“单纯业务观点”,强调“突出政治”,许多“只问业务、不问政治”的著名学者受到批评,被迫公开检讨。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不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这种现象在文艺界特别突出。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主题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画公式化,作家“只能撷取生活中的一些片断现象,敷衍成一篇小说”。[23]

文艺批评家们更陷入动辄挨批的境地,有的人“处处担心,唯恐‘失足’”,表现出“可惊的慎重”。[24]总之,人们“失去了对社会、对文学事业的责任心”。[25]

显然,这种状况对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极为不利。于是,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便提上了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动议,来自于周恩来和李维汉,这不是偶然的。周恩来的出身、修养和秉赋,以及在上海和重庆工作时期同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密切交往,使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理解和沟通,并与许多高层文化名人私交甚笃。建国初期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从海外回来,主要就是他的努力结果。早在1955年初,周恩来就有意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26]但这个想法与即将开展的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直到肃反运动的高潮告一段落,问题才有可能提上日程。[27]

由于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党外,所以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举动必须首先从民主党派开始。195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决定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推动民主党派,主要是中国民主同盟,去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李先把社会学家费孝通请来商议,随后通过费孝通的积极串联,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搞调查,获得了一大批第一手材料”。材料送到统战部,整理归纳出六个方面的问题,简称“六不”,即“一是估计不足,包括对他们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都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如他们应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等;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该用的,有的没有用或用非所长;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李维汉听过汇报后,立即与周恩来进行面谈。[28]过了几天,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在11月9日又直接向周恩来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章说,农业合作化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了,这两翼都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前进了,那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讨论一下。[29]

这些材料为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依据。11月22日,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并表露了他本人对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的忧虑:“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为此,周提出打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议,并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还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30]

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布置各地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要求各地在党中央开会之前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像中央那样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周恩来说,“因为建设就需要知识分子”,要进一步让高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服务,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还说,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31]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要求各省市委在12月都召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32]

但是,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并非没有阻力。尽管早就意识到缺乏知识分子对于经济建设来说是一个严重问题,[33]但是,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中共党内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中下层干部,就是在最高层领导人眼里,也大都把知识分子看作“异类”。[34]实际上,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正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35]近年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来源于他早年的一段受屈辱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成功知识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36]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值得怀疑。毛泽东在感情上确与知识分子有相当隔膜,但毛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与其说来源于他早年受到伤害的心理阴影,不如说来源于中国革命走过的独特道路以及由此而强化的党内民粹主义思想。毛从来不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体的一部分,他的著名的“皮毛”论就是非常典型的说法。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知识分子只有通过思想和感情的痛苦转变,实现与工农相结合,才能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而在旧社会,知识分子就其多数来说,由于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生活态度,基本上是依附于地主、资产阶级,依附于旧政权的一群人,让这些具有独立意识和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实现这种转变谈何容易。[37]因此,新政权建立以后,毛泽东首先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共产党整合意识形态的主要障碍和对象,就不难理解了。

毛的看法在中共党内有相当的代表性。最近披露的一份俄国档案记载说:“同陈云对工业战线的资产阶级专家不满一样,郭沫若也对国民党留下的专家表示忧虑。他在1949年10月28日同苏联大使讲过:‘这里有20多所高校。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郭沫若还对罗申说:‘最糟糕的是科学院的状况,这里聚集了不少旧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38]但是,中国缺少的就是知识分子,尽管在政治上对他们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使用。[39]于是就要强迫皮毛相附,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思想改造。1955年1月8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时,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种意图。毛说:“(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缺乏联系。他们头脑里有一大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还处在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从美国人那里继承而来的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共中央制定了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准备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毛泽东还表示了这样的决心:“我们一定要使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党员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即使不能做到彻底,至少也得使其极大地名声扫地。”[40]他确实这样做了。

无论实际效果如何,在毛泽东看来,到1955年底,他的目标基本上是达到了。经过改造,多数知识分子已经俯首称臣。然而,这种改造也带来了一个不良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普遍消沉。这对实现毛泽东的宏伟设想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毛泽东认为,现在农业取得了主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取得了主动,“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41]显然,现在轮到知识分子“主动”了。

调查研究:动员全党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十人小组成立的第二天,周恩来就邀请中国科学院、建筑工程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中国戏剧学院的有关人员座谈,了解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知识分子的现状。又请了各门学科的第一流科学家谈话,核实情况。[42]周恩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全面调查建国6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收集整理出材料。同时要求中央各办、各部、各委、各直属机构指定专人研究这个问题。11月25日,周恩来召集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动员民盟、民革、九三学社、民进、民建等各民主党派搜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43]11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审定了一份《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其中包括政治和业务状况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等12个方面的问题。[44]对于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发展需求来说,中共领导人关注的似乎主要是10万高级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发出的《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明确指出,“此次调查统计仅仅限于高级知识分子。”[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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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志华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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