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共知识分子政策调整 功利主义色彩浓厚
2009年06月16日 10:57凤凰网历史专稿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核心提示: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强调的只是使用知识分子以及培养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据和条件而言,周恩来从知识分子政治地位和阶级属性已经改变的现状出发,突出的是问题合理性,而毛泽东重点是谈使用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给人的感觉是更具功利性。

1956年的春天来的特别早,尽管冰雪尚未融化,中国大地已经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说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动态。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像一支报春花,预示了中共领导人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充满理想和信心的蓝图,也标志着中共将对其执政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关于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中国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1]不过,正如美国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执不休的的问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一点,那只不过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2]的确,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在任何国家都是纠缠不清的,而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共政权的关系尤其如此。以往对1956年初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讨论,重点在于说明中共,特别是周恩来,表现出来的纠“左”倾向,这对于历史研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本文加入这一讨论,主要是围绕这次会议的前提、过程和结果,着重分析中共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变化和政策调整的局限性,以及知识分子反应的双重性。

提出问题: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

知识分子会议前夕,毛泽东正在筹划一个新的宏伟蓝图,即在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三大改造将要提前结束的形势下,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尽快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从合作化到工商业改造,汹涌而来的全国社会主义热潮,强化了毛泽东改造中国的自信。同时,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党内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发热。国务院各部委召开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3]中共掌权后的第一次经济“跃进”,由此发韧。毛泽东清醒地知道,“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4]然而,与广大农民、工人和干部摩拳擦掌的热情相比,作为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之一,知识分子则多少显得有些不够振奋。

在中国社会,知识分子问题向来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对于执政者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中国的历代君王通过确立儒家学说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规范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又通过科举制度把他们纳入官僚体制,使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步影响了中国社会,加上科学的发展,其结果使大部分知识分子游离于政府或统治者外围。共产党执掌政权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使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俯首听命,为新社会服务。经过1950-1955年几番思想教育和改造运动,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或者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大部分表示了归顺的意愿。但是,他们的情绪受到压抑,内心并不满意。[5]

在中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早年投奔延安或在白区参加地下党,成为党内知识分子。这部分人数不多,且后来大都脱离知识界走上仕途。另一部分是占多数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6]据统计,在1956年初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占93%,建国后增加的人数约占35%,[7]其中不少是海外归来者。[8]这些留下或归来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政治信仰多么复杂,多么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爱国。虽然不一定认同共产主义,甚至对此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因此,多数人倾向于中共新政权,希望有机会为国家效力。

进城之初,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相当宽厚。原来在大专院校教书的,仍然教书,原来在政府机关任职的,也续任其职,一切维持原状,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生活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顾。中共还把知识分子分别编入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等协会。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文学艺术界的社会团体,如参加作家协会者,不但不用缴纳会费,反而像进入政府机关一样,有固定薪资可领,作品也有该团体的刊物可供发表,甚至一年半载没有创作,也用不着担心饥寒冻馁。[9]台湾学者陈永发院士认为,中共通过“包”下来的政策,变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那些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颇有知遇之恩的感觉。[10]

不过,在共产党看来,这批知识分子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要让他们为新社会服务,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对于建国之初中共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界究竟是被迫承受还是主动反省?有一种估计是比较客观的:大概在运动之初,主动反省成分多于被动承受。正是由于愧疚感和感恩情结,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承认有自我改造的需要,自愿地接受了中共起初比较温和的思想改造要求。还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前,1949年11月,美学家朱光潜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行检讨,随后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哲学家冯友兰等人,也都纷纷自我批判,公开宣布与旧的自我及旧的社会一刀两断,并决心按照新社会的需要重新创造自我。

[11]的确,1951年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在北大师生中发起的。北大12位教授自发组成“教师学习会”,并通过马寅初请周恩来到校讲演。9月29日,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北京、天津各高校1700多位教师听取报告。周的谦虚谨慎、谆谆善诱,坦言自己的家庭身世及自我改造的心路历程,使听者莫不感动。[12]正如陈永发所说:“知识分子因为心中的愧疚而承认自己需要改造。因此他们对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与其说是抗拒,毋宁说是欢迎。”[13]

然而,接下来的运动却日趋激烈。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一步步形成了政治围攻,知识界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些运动未必能打碎知识分子埋在心底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但可以迫使大多数人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立场和观念。显然,毛泽东要使资产阶级思想“名声扫地”,事实上也就要先使知识分子“名声扫地”。最严重的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1955年由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的肃反运动。根据中宣部长陆定一向苏联通报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划定的范围内,工人、职员、现役军人、科学工作者、大学生,一直到乡一级的所有干部,都属于肃反审查之列,拟定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到9月中旬时,已经“仔细审查了”222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分子、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派别。[14]这里,最受“关注”的是“500万知识分子和干部”。不但一般知识分子必须参加肃反,大学和中专的学生也必须参加坦白检举运动。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受审查、被牵连的人也就更多。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反革命分子一般地控制在5%左右。[15]这在运动中实际上成了各部门、各地区必须达到的最低目标,而实际人数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比例。据1956年1月各地向中央汇报的数字,在参加肃反运动人员中被斗争的人,在山西为5。5%,河北6。4%,贵州7。5%,云南9。6%,广西14。1%,有的专区(福建龙溪)内定的斗争对象高达30。9%。特别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斗争面更大,如河北省20。9%的教授,20。97%的工程师,都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这个比例,在贵州省工业厅工程师中竟高达58%。[16]即使那些“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也不能幸免,按照陆定一的通报,在对学术机关进行清查的过程中,拟定受审的著名学者就有250名。不过,“对这些人的审查将通过特殊方法进行”,不让他们参加斗争大会。他们还有用,“对他们应该容忍”。[17]尽管如此,知识分子是情绪还是由不满转化为恐惧,许多人“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18]过了近30年,作家巴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说:这使“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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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志华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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