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技术手段，就是直接修改或伪造选举结果。捷共领导人对待作为体现国内政治民主生活的选举制度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哥特瓦尔德在1946年4月直截了当地表示，“工人阶级、我们的党和劳动人民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手段、工具和方法，来纠正这种机械式的投票……以便获得对工人政党有利的结果。”已经公布的俄国档案证实，至少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1946-1947年的选举中就发生过这种现象。[83]以罗马尼亚为例。

1945年3月6日，在共产党的压力下，罗马尼亚国王批准成立了以格罗查为首的人民民主阵线政府。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斯大林与西方达成妥协，吸收民族自由党和全国农民党的领导成员入阁，并准备在全民、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议会选举。然而，对于姗姗来迟的1946年11月的选举结果，当时所有的西方观察家和罗马尼亚反对党的政治活动家都一致认为是伪造的，美英两国也公开指责选举没有代表民意。[84]

现在档案材料披露的罗共领导人的言论，可以证明这些指责不是没有根据的。选举前，乔治乌-德治信心充足地对莫洛托夫说，为了确保取得选举的胜利，“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波德纳拉希在苏联使馆的谈话更加明确:“我们希望在投票时得到的实际选票可以达到55-65%，但是我们需要得到的是90%的选票，而做到这一点，将要借助于选举法所提供的一些可能性和某种‘技术手段’。”[85]

所谓非常措施，就是制造政治案件，利用掌握中的权力机关打击反对派。这是比较容易也更为普遍使用的手段。在匈牙利，由于共产党的力量较弱，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86]在1945年11月的普选中，小农党取得巨大胜利，在议会中占有近60%的席位。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为了履行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小农党同意增加共产党在内阁中的席位，而共产党以退出政府相威胁，取得了内务部长的职位。到1946年4月，利用小农党的分裂，共产党不仅控制了最高经济委员会、国防部等关键部门，而且还让更为好斗的拉伊克·拉斯洛接替过于书生气的纳吉·伊姆雷担任了内务部长。到了10月，作为小农党的领袖，纳吉·费伦茨总理实际已被架空。两个月后，国防部和内务部在在既末通知总理又不同他商量的情况下开始了大规模逮捕。

在随后几个月对这起“反共和国阴谋”案件的审讯中，大批小农党核心或骨干人物受到牵连，纳吉·费伦茨的密友、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也遭到指控，并被苏联人神秘地逮捕。[87]1947年1月在与苏联大使普希金的谈话中，费伦茨承认小农党议会党团中确实混有反动分子，但是“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地夸大阴谋，试图利用自己在侦察机关的优势败坏小农党领导人的名声并引起该党的分裂。”“共产党正在没有任何根据地中伤和迫害独立小农党的某些成员。”费伦茨还向苏联人提出，为了给“联合政府的工作创造一个健康的基础”，“希望共产党也做出让步，准许我们小农党的成员进入警察系统和地方政权机关”。[88]费伦茨哪里知道，匈共的矛头最后就是指向他本人的。在4月29日对莫洛托夫的汇报中，拉科西指出，不仅纳吉·费伦茨总理是阴谋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很可能共和国总统蒂尔迪·佐尔坦也与该阴谋有牵连。拉科西还坦言:“很遗憾，在阴谋分子那里没有发现武器仓库，否则我们就可以更加彻底地揭露他们了。我们需要某种紧张的局面。至少，我们希望把关于叛国阴谋的问题再次提到首要地位。”[89]一个月后，拉科西便利用费伦茨出访瑞士之机，在突然召开的部长会议上提出对他的叛国指控，费伦茨被迫辞职，流亡国外。[90]

在波兰选举前的几个星期，掌握政府权力的工人党和社会党对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也使用了非常措施:“采取了2000多次行动”，逮捕了几千名农民党领袖和党员，并举行了几次审判，旨在证明农民党与波兰流亡分子、地下集团和美英使馆等都有勾结；取消那些支持米科拉伊奇克的选区内农民党候选人资格，禁止波兰农民党组织在22个县里开展活动。[91]结果，农民党在1947年1月的选举中“大大地受到了削弱和损伤”。工人党向莫斯科报告说，鉴于米科拉伊奇克还有很大影响，“今后仍然必须对农民党施加压力，对它采取攻势”，除了继续实施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攻外，更重要的是“从国家机关，首先是行政-政治机关中清除波兰农民党成员”。[92]其目的正如社会党领导人贝尔曼所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在对待政府态度上能够循规蹈矩的反对派”。[93]

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也先后发生了清洗和排挤反对党的类似情况。[94]总之，到1947年春天，东欧各国联合政府的社会政治基础大大缩小了，即使保留在政府内的非共产党部长，也只能是俯首贴耳。作为一项政策，“联合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如前所述，东欧各国共产党接受来自莫斯科的这种“宽容”政策，或多或少都带有被迫性，而党的生存及其利益所在，又必然要求他们在政府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破坏“联合政府”的行为最初大多是东欧各国共产党主动采取的。与此同时，苏联也开始渐渐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这种要求采取了支持的立场，因为在莫斯科看来，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各党基本上是持反苏立场的，只有共产党牢牢掌握政府的方针和方向，才能保证对苏友好政策的实行。在莫斯科认定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目的之一在于诱使东欧国家脱离苏联控制以后，特别是当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借口共产党无法替代政府做出决定，而试图违背苏联的旨意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斯大林终于决心放弃“联合政府”政策了。[95]此后，随着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斯大林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一方面督促和逼迫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从而为共产党一党执政打开了通道。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之后，所谓联合政府在东欧已经不复存在。

总体说来，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外政策，对于东欧确有扩张性，但对于西方却不具进攻性。“联合政府”政策是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持与西方的友好、同盟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制度，斯大林也确曾设想以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模式逐步把各国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因此可以认为，正如斯大林本人向各国反复共产党领导人解释的，这一政策推出伊始并非一时之计，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陷入了一种难以调和的自我矛盾。首先，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其次，莫斯科既要东欧各国共产党吸纳内心对苏联持有敌意的资产阶级政党参与政府，又要各国政府保证与苏联政策的一致性，而在选举过程中，每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则都要为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互相争斗。因此，“联合政府”政策必然是短命的。对于冷战的起源而言，“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一方面源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另一方面又成为冷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倡导的各国以不同政治形式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向了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模式。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共产党情报局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标志着苏联冷战政策的最终形成，但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战略的根本复活，至于斯大林冷战战略的本质和特性，笔者将另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