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国际学术界大体上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受到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主导，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侵略性和进攻性，美国的传统学派和新修正学派都持这种看法。[1]另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关注的主要是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战后苏联国力的衰弱使其对外政策表现出保守性和防御性。[2]笔者对战后苏联外交史的研究结论，总体来说，与后者相同。不过，如何分析和认定这种防御性的外交政策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者之间就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了。笔者认为，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初，斯大林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想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合作，并通过建立和维持势力范围来保证苏联的安全，通过与西方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保证苏联的发展。[3]而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斯大林通过对共产党的指挥，在苏联的周边国家及其力量所及的地区，推行了一种“联合政府”政策。

其实，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曾努力推行“联合政府”政策，主张各国通向社会主义应有自己的方式和道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这项政策的实施究竟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构想，还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苏联开始实行冷战政策，并彻底放弃了“联合政府”政策，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这里的因果关系究竟是斯大林为了推行冷战而抛弃了“联合政府”政策，还是因为这项政策的破产导致苏联走上了冷战道路？这是冷战史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判断战后苏联对外政策性质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需要对“联合政府”政策提出及实施的过程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

“联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1942年1月，与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4]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1、搜集和整理世界各国的现行协定及有关政府、政党、侨民团体和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的资料；2、根据上述资料研究并整理边界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民族问题，首先是涉及欧洲大陆，特别是涉及与苏联相邻国家的此类问题，国家间组成的联邦、集团和联盟的各种设想，重新分配殖民地、委任统治地和势力范围的方案，建立新的全欧或全世界国际组织的各种方案。与此相联系，还应研究和整理有关建立国际武装力量的各种方案、削减和限制武装的各种设想以及在这方面实施国际监督的形式；3、研究和整理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战后经济安排的设想；4、研究和整理对于有争议的、在此次战争结束时必须加以解决的领土、民族和其他问题。最后，写出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综合报告。[5]1943年9月又决定，在外交部属下分别成立以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为主席的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以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为主席的停战问题委员会。[6]

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指出，战后苏联外交的目标是“安全得以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为此，就必须保持同西方伙伴，首先是同美国和英国的友好的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如果战后初期在欧洲爆发无产

阶级革命”，那么苏联与美英的关系“必然会紧张起来”。[7]作为一个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著称的“莫洛托夫派”的年轻外交官，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的看法更具代表性。在7月14日《关于苏美关系问题》的报告中，葛罗米柯在列举了未来苏美关系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后，很严肃地总结说:“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困难”，但苏美“两国在战后继续保持合作的必要性也清楚地摆在眼前。在很大程度上，将来的关系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而它早已成形，或在战争期间正在成形”。[8]11月15日，李维诺夫委员会又提交了一份有关《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可能性的基础》的备忘录。同迈斯基的想法一样，李维诺夫认为，英美的对抗是战后世界的基本特点并将因此为苏美合作提供好的机会。同时，对于必然出现的苏英在欧洲的利益冲突，可能会“迫使英国和我们达成一种协议，而双方只有根据相对接近的原则严格地划分出欧洲安全范围的界线，才能在这一基础上达成协议”。[9]

人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意识形态，不是世界革命，而只有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为此苏联必须与西方合作。正如俄国学者佩恰特诺夫所言:这三位苏联外交官“都希望一种真正的战时联盟的延续——的确，他们认为这是战后苏联维护其利益的先决条件”。他们都认为，美国、英国和苏联可以将世界划分成一些不同的势力范围，而苏联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从传统的地缘政治上来考虑的”，并不是那个“很难被西方盟国所接受的苏维埃化模式”。[10]

这些建议和报告，或者迎合了斯大林的意愿，或者为斯大林所接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苏联军队准备大举反攻向欧洲推进之际，1943年5月，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提出立即解散共产国际，目的就是要排除苏联与西方合作的这个“障碍”，“为各国人民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扫清道路”。[11]那年秋天，斯大林甚至作出了改换苏联国歌的决定。人们早已经熟悉的《国际歌》现在不再是国歌而只能作为党歌了。斯大林亲自挑选和修改的歌词，突出了“伟大的罗斯”。[12]这些无疑说明，在表现出一种与西方合作的强烈愿望的同时，战后的斯大林更加偏离了一个世界革命领袖的形象。

葛罗米柯后来回忆说，1944年9月斯大林在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橡树园会议期间，给他下达过明确的指示:苏联赞同把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而不是欧洲，目的就是促使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当时给葛罗米柯的强烈感觉是:“斯大林确确实实期望在战后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长期的合作”。此外，从与斯大林的多次会谈中，英国外务大臣艾登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得出了同样的印象。[13]1945年1月28日，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代表团会谈时强调指出，“资本主义世界被划分成了敌对的两块——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而对于苏联来说，最危险的国家是德国。“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由于腐朽和两个敌对阵营的相互削弱，这有助于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我们必须放弃只能通过苏联制度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观念。它也可以体现在其他的政治制度里，例如民主制和议会共和制，甚至君主立宪制。”[14]负责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则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了战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15]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莫斯科必须减缓在国外宣传和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