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毛泽东决定提前开展党内整风

根据毛泽东南巡讲话的精神，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毛泽东回到北京后， 4月9日，审阅和修改了这个决定。毛在修改时特别加了一句:“此件以早发为有利”，同时又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急迫心情，一目了然。不过，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最后都没有下发。[136] 其原因就在于通知中确定的整风开始时间——1958年，对于毛泽东来说，已经显得太迟了。

面对党内普遍的消极情绪，毛泽东决定提前开始整风，并拿《人民日报》作突破口。《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长时间对双百方针没有进行主动宣传，报道也很少。特别是1月7日发表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后，也迟迟没有动静，直到4月4日才在第7版发表了一篇通讯，内容只是各地关于此文的报道情况和读者来稿来信。关于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的这两次会议，《人民日报》的报道异常简单。最高国务会议开完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不足200字的消息，还是安排在一篇关于经济问题的社论后面，位置并不显要，而对毛的讲话只提了一句。至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报上连个消息都没有发。[137] 这就是毛泽东在杭州质问陆定一的原因。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怒气未消，决定对《人民日报》“动手术”。4月9日晚上，毛把胡乔木找来谈话，严厉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兼社长邓拓说:“《人民日报》违反了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什么三令五申后，至今三月有余一直避不表态。《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一直不声不响，完全没有领导，领导权被别人拿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党外很活跃，党外报纸或青年报纸很活跃，唯独党的报纸保持沉默，有异己倾向，己是马克思主义之己。新华社不知怎样？是否报导了这方面的消息，谁领导。我早说过，邓拓要走路，到别的地方，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让人走路。”[138]

胡乔木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一早，《人民日报》便登出了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当天看过报纸后，就把中共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报社负责人召集到中南海自己的住处，还特意请来了社论的执笔王若水。毛泽东一上来就大发雷霆:“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还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邓拓赶紧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毛紧追不舍:“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毛泽东对邓拓发了一通火后，把话题转向了知识分子问题，说:“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还说:“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最后，毛泽东又批评党报不如非党报纸:“《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这次出去看一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毛还给几家报纸排了队:“《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 [139]

指责《人民日报》“抵触”中央方针、同中央“唱反调”，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党报4月10日以前很少宣传毛泽东提出的新方针，却是明显的事实，而这恰恰反映了党内多数干部的情绪。毛泽东迁怒于《人民日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行时的感受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