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苏分裂的结果及其影响

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从思想和感情上斩断了这对兄弟之间保存的最后一丝情谊，造成了两党关系实质上已经破裂的现实，两国关系随之逐渐恶化。进入1965年后，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三月会议和援越问题展开了新的冲突。到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组织关系中断。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运动渲染出浓重的反苏氛围。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1969年爆发的珍宝岛流血事件，使两国关系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开始联美抗苏。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转入相互敌对，以至军事对抗的状态。

中苏分裂的历史进程及同盟关系解体的结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苏联乃至世界政治的发展脉络，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以及冷战结局所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也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产生了阻断性影响。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新纲领，是继20年代新经济政策和40年代“列宁格勒派”之后，苏共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的第三次探索。同样，中共八大确定的路线，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此时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与苏共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中国党看来，国际形势正趋向缓和，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的和平时期。毛泽东并在1957年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认为不会发生战争，提出应该争取延长和平时期。[46]中共领导人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国内的经济建设，确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这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

但是，随着前述中苏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分歧的显露并发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开始设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即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大跃进”运动显示中国的建设速度快于苏联、发展道路优于苏联；以人民公社制度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提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同时不断调整意识形态斗争的侧重点，从起初的评价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是“揭了盖子”，破除了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着重反对教条主义；到波匈事件后，认为教条主义还没有肃清，又来了势头凶猛的修正主义，转而提出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继之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断定，当前国际共运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直至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47]

与对内政策重新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相应的是，以缓和为主的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也被重新锁定为对美展开斗争。毛泽东这时转而认为还是他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中国要利用美国“对华三原则”（不承认新中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对华禁运与封锁），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8年6月外交部召开的讨论国际形势的务虚会把中国现实的外交政策归纳为:“搞臭南斯拉夫，巩固社会主义；打击美国，搞垮帝国主义；孤立日本，争取民族主义。”于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再次被列为中国外交政策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前一阶段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比较稳妥、务实的外交政策复又被一种充满革命激情但却脱离现实的政策所取代。[48]由此，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也与莫斯科的既定方针渐行渐远。总之，中苏两党对内对外战略基本一致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表面超英赶美、暗地赶超苏联，突出反对修正主义、高举反美斗争大旗的方针政策，再加上苏共党内赞同中共路线的政治势力的活动，对赫鲁晓夫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既不能在中国向共产主义跃进的势头面前无动于衷，也不愿将反帝旗手的位置拱手相让，损害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更不可容忍党内反对派趁机动摇其统治地位。诸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是，赫鲁晓夫不得不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对表”，希望毛泽东的步子不要走得过急，不要独树一帜，同时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其做法也是不断地左右摇摆。

就国内政策而言，赫鲁晓夫在1958年1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也宣布了一个“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计划（1959-1965）”，并在翌年的苏共二十一大上正式确定下来。会议宣称，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49]这个七年计划同样带有某种“跃进”性质，为了推动这项计划的超额完成，苏联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劳动队”运动。[50]七年计划最终宣告失败，柯西金在苏共二十三大指出，失败的原因在于“主观主义”、“不懂装懂”，规定了经济上没有根据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