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一方面导致联合国立即通过了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动，一方面为美国军队继续进行战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中朝联军的军事处境也十分危急。面对联合国军立即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彭德怀立即想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的问题，他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当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无疑应该力求停火以图他谋的时刻，毛泽东却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斯大林也表示支持这一主张。

事实表明，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失败了。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使毛泽东认识到“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并决定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志愿军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直到这时，毛泽东还是不愿改变初衷，还以为自己可以实现消灭美军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不过是将对手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6月，当条件已经变得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战谈判。

人们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及时罢手，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究其原因，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63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如此等等。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

为实现同一目标付出的多余代价

毛泽东被迫采取的长期作战和边谈边打的持久战方针，实际上表明战争已经处于他在参战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僵持状态。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至于说到得失，中国人无疑是感到骄傲的。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 由此开始的历史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人民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