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王勇供稿，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申报，曾一度以敢言而著称。最典型的一例是:1932年，正当国军开始向红军发起第四次大“围剿”之时，申报聘请的高参陶行知大笔一挥，连续发表一论“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猛烈抨击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当局。

后来，随着史量才的被刺，申报的锋芒才有所收敛，但也并未完全“噤声”。至少在其周刊上，正面歌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新闻就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而对于当时苏俄普遍存在的饥荒问题、契卡问题、“一言堂”问题则闭口不谈，即使提到人民生活陷入难堪的苦痛，那也是当时因为国内战争的破坏和列强的联合进攻。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1936年，申报周刊对苏联的正面报道除简讯、消息以外，仅篇幅千字以上的通讯就有20篇。记者们妙笔生花，为被压迫在三座大山之下的中国人民描绘出一幅幅社会主义苏联的人间天堂:

提到宪法，便说“苏联的政治制度已由无产阶级独裁的阶段走向民主主义的大道了”，因为根据苏联公布的新宪法草案，过去不完全平等的、分级的记名式投票，将改成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式投票，每一公民都将拥有选举权。

提到周末，便说全世界只有苏联的工人是真正放假的，不愁吃，不愁穿，只想怎样快活地去玩，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别墅中尽情地划船、游泳、打球、跳舞，第二天便兴高采烈地去上班，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

提到教育，便说苏联的大学比任何国家都普及，青年人只要有志愿，都可以上大学；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享受大学教育，多半是资产阶级的子弟们特有的权利”。

提到女性，便说“十月革命把苏联妇女的锁链挣断以后，她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已一跃而与男子平等”。

提到报纸，便说“自十月革命以来，新闻事业之突飞猛进，已是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例如在帝俄时代，报纸只有859种，发行量仅仅270万份，贫乏得可怜，而在苏联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报纸数量就增加到6674种，发行量增长到3550万份。

1937年第2卷第5期上的一篇文章，谈到苏联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后的的变化，那种高度评价的程度，即使是在过了70年以后，仍然让你读起来还误以为是今天的人民日报！

摘录几段，以飨读者: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俄国的工农，推翻了沙皇专制的统治，将全国的工厂、银行、矿山、土地以及交通机关等，完全收归国有，但当时苏俄既受国内战争的破坏，又因列强的联合进攻，国民经济完全破坏，社会秩序非常紊乱，人民生活陷入难堪的苦痛中，所以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因此，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中，发生了'谁胜谁'的问题，即是说:资本主义胜利还是社会主义胜利？”

其后，经过艰难苦斗，“终于获得改造国民经济的胜利，解决了'在一国之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而有一九二八年开始实行伟大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现阶段的苏联……工业生产已超过战前的水准七倍有余……在农业方面，有机械化的生产，有新的技术基础与大规模的国营农庄和集体农庄……在教育方面，教育经费也逐渐增加，因此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准，日益提高，全国文盲几乎完全消灭……总之，苏联现阶段中最特殊的现象是，人对人的剥削业已扫除，所有生产工具与资料已为社会所共有……唤起了全国民众积极参加社会建设的空前热忱……工人与农民以及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业已填平……民主火炬已在苏联的广漠领土内猛烈的燃烧起来了。”

这篇发表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文章，对于苏联的赞扬，又与今天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