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外压力下的选择

不能把清末预备立宪看作是清政府单方面的行动。清政府所以要走到这一步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

首先是列强环伺，俄罗斯赖在东北不肯依约撤兵，华侨在各国饱受欺凌，俄日竟把中国的领土作为战场，英国则趁机入侵西藏，如此等等，激愤难平。在日俄战争中，后起而号称实行宪政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了专制的俄罗斯这样的老大帝国，也给仍在泥淖中挣扎的中国人极大的刺激，觉悟到政治体制对国家盛衰的作用。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这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太落后、太贫困了，增长的速率掩盖不了满目疮痍；而内政腐败，官员贪黩，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众多因素汇合，前景渺茫。加上进入20世纪，大批士子和士绅或东渡日本，或负笈欧美，对比强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救国的激情让各方人士无法沉默。三种力量在博弈：守旧，改革，革命，此消彼长，决定着中国之命运。

首先是政府内部不同声音在激辩。

出使各国大臣梁诚、汪大燮等人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远远落后于列强有深切的感受，他们联名上书朝廷：强调“保邦致治”，“全出宪法一途”，为此应从三事着手：“一曰宣示宗旨……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謄黄刊贴，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三曰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

甚至地方督抚和朝廷高官也不再缄默。八位总督中有五位奏请立宪。出国考察政治的大臣也异口同声，一致赞同立宪。

本土的工商业特别难以忍受官员的需索。著名企业家张謇一针见血地说：“非朝廷力持宪法，笃守大信，巩固臣民权利，不能使实业振兴”。

更令清政府头痛的是各派政治势力正在集结，他们各自提出的纲领吸引着各方人士特别是知识阶层，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第一批现代政党在各地陆续出现。

原来的保皇派转化为旗帜鲜明的立宪派。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士绅与他们联手，声威大震。1907年10月，以梁启超为实际领袖的政闻社成立，推举马相伯（1840－1939）为名义领袖——“总务员”。马氏是复旦公学的创办人、著名的中国天主教领袖人物、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在政闻社成立大会上，以《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为题发表演说指出：“人类之乐有国家也，所以求常保神我之愉快也。……故欲完国家之责任，莫要于使国内之人各得其欲。”“天下虽无绝对之良政治，而有绝对的恶政治……质而言之，则曰专制。专制政治，束缚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国家曾不如其无。故生为专制之国民者，必当以排除专制为唯一之义务。”而由于人们各有其欲，就会出现不同党派，“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 立宪派与社会各界人士合作，不但在当时请开国会的宪政运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爆发后对比较平稳地转移政权、稳定各地局势也举足轻重，其功劳绝对不比革命党人小。

至于以同盟会为中心的革命党人，他们前仆后继进行了“十次革命”，虽然多数是规模和影响都很小，但对清政府确实是生还是死的威胁。清政府加快改革无疑有消弭革命于无形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