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2009年12月02日 14:57 光明日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戊戌政变时期,清朝政府曾指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以之作为维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状。当时道路传言,议论纷纷,史籍、笔记中多有记载。但是,由于这一消息过于耸人听闻,康有为对此又一直矢口否认,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大都不予置信。实际上,它确有其事。康有为不仅曾准备“劫制”西太后,而且曾准备乘机捕杀。笔者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获得了可靠的证据。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处决。次日,以光绪皇帝的口气发布上谕说: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兹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掳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德宗实录》卷四二七。)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传统很盛的国家,单凭“惑世诬民”,“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一类字眼,清政府完全可以下令捉拿康有为,处决谭嗣同等人,“上谕”特别提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显然事出有因。

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一书记载:政变前夕,当西太后盛怒还宫时,曾指责光绪皇帝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又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四七六)恽毓鼎曾随侍光绪多年,上述记载自非无根之谈。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一书所记与恽书大体相同,但更明确。它记西太后大骂光绪说:“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四六六。)《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载亦同。西太后责问光绪说:“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三四七页。)综观上述材料,可以确定:西太后认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串通,准备将她囚禁于颐和园,因而才有前述二十九日的上谕。

对清政府的指责,康有为多次矢口否认,反说是袁世凯的离间计。一九○八年,他在《上摄政王书》中说: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二册五一八页。)康有为这封书信的主旨在于说明光绪“仁孝”而西太后“慈”,因此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如所谓“慈孝感召之诚”云云,即是自 欺欺人的谎言。康有为进一步声称:”推袁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属目,而盈廷汹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求自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康有为的这段话实在没有多少说服力。袁世凯为了自求解免,向荣禄、西太后邀宠,出面告密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造出“谋围颐和园”一类的谣言呢?须知,一经查实没有此事,袁世凯的欺诳之罪也不会很小。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不会这么干的。

然而,“谋围颐和园”一说确实出于袁世凯。他的《戊戌日记》对谭嗣同夜访有详细的记载,内称:

(谭)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五五○——五五一页。有关情节袁世凯生前也曾对人说过,张一□任袁世凯幕僚时也有所闻,见《心太平室集》卷八。)袁世凯自认,是他向荣禄告密的。袁在日记书后中称,他写这篇日记,是为了“交诸子密藏”,“以征事实”。《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第一册五五五页。有关情节袁世凯生前也曾对人说过,张一□任袁世凯幕僚时也有所闻,见《心太平室集》卷八。)当然,袁世凯为人阴险奸诈,他的话不能轻信,必须以其他材料验证。

王照逃亡日本后在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

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之。(《戊戌变法》第四册三三二——三三三页。)在维新运动中,王照与康有为关系密切。当新旧两派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康有为曾动员他游说聂士成率军保卫光绪。(《戊戌变法》第四册三三二——三三三页。)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际,康有为又曾和他一起商议,“令请调袁军入勤王”。(《戊戌变法》第四册一六一页。)因此,他的话不会没有根据。

李提摩太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

在颁布维新谕旨时,守旧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计划,可能很快地使中国毁灭,他们恳求慈禧将一切的政权都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她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算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又说:

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戊戌变法》第三册五六二——五六四页。)李提摩太是康有为替光绪皇帝聘请的顾问,参与维新机密。光绪求救的密诏传出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曾分别拜访他,和他一起商讨“保护皇帝”的办法。因此,李提摩太的上述回忆自然也不是捕风捉影之谈。

许世英在回忆录里说:戊戌那一年,他在北京,听到“围园”的有关传说,曾经跑去问刘光弟,刘说:“确曾有此一议”。(台北《人间世》半月刊第五卷第四期二六页(1961年4月)。)许世英的回忆录写于晚年,他没有说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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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天石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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