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清政府现代化为何失败?不利条件并非集权专制

2013年11月03日 13:27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萧功秦

专制政体不知不觉地使民众“弱而愚之”,其结果就使中国人在外敌威胁面前失去主动的自卫能力。这就如同“其卑且贱”的奴产子无法与“其尊且贵”的贵人相斗一样。更严重的是,庶民既然无权过问地方与国家的事,那么,政治与公共事务方面的能力与兴趣也无从发育与培养,其结果也就是“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何物,爱国为何语”。这种“舍一私外无余物”的“苦力”与爱国者战,“断无一胜之理”。严复:《法意》,《严复集》第四册,第985页。

严复的这一分析,对我们认识中国清王朝对西方挑战的综合性的反应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种社会难以产生在思想上、精神心智上与能力上应付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人才。传统文化与政治体制窒息了这种能力的生长机制。而且,这种政治倾向性随着专制政治的完备而愈演愈烈。用严复的话来说,“其弊之甚,其害必有所终,故自与外国交通以来,无往而不居其负。”严复:《原富》,《严复集》第四册,第907页。其次,一旦中国在面临来自西方侵略而形成的日益深重的危机而产生要求变革的愿望时,由于在长期封闭的、大一统的体制下的中国人(从士绅、官僚到一般下层民众)基本上受的是同样的文化训练,经受的是同样的文化冲击,视野、态度也大多雷同,社会分化的水平很低,价值与观念态度的多元化程度很低,各种观念、价值与政治主张之间缺乏制衡与缓冲,其结果是,一种思潮成为主流,就会压倒另一种思潮,也就是一种倾向总是“掩盖”与压倒了另一种倾向。一种思潮崛起,大都一呼百应,形成两极化的震荡现象。恰如严复所言:“至于事极而返,则横议蜂起,溃然如堤堰之决。居上者欲捧土而彰之,而世风民气,遂不可问矣……”严复:《原富》,《严复集》第四册,第907页。严复所揭示的这一特点,对于理解中国自甲午战争以后陷入两极震荡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体上可以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专制国家的保守的官学化的意识形态信条与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体制相结合,形成一种特殊的回应西方挑战的综合反应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方面,保守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思维方式相结合,作为对西方冲击的信息进行认知与判断的解释框架,这种解释框架不能对这种信息的性质与意义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与处理。另一方面,传统政体结构的僵化性及其“防争泯乱”的宗旨,使之不能对自身进行自我更新,其结果就进一步在中西冲突中遭受新的屈辱、挫折与民族危机。

除了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与政体结构外,在面临西方列强加之于中国的外部危机的关键时期,在政体结构、传统价值体系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处于权力中枢的决策精英的能力与政治选择的倾向性,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面对危机与矛盾,这些关键的政治人物作出什么样的政治选择?他们的政治判断能力、组织能力、经验与洞察力如何?他们在应付突然来临的危机时,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与策略技巧来处理复杂的矛盾并争取统治集团内部某种力量的支持?他们所作出的改革计划是否合乎实际并有可操作性?他们是否善于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尽可能地缓和外来压力,以争取变革所需要的宝贵时间?在同一时空舞台上,不同的政治角色可以演出不同的结果。

换言之,在同样的国际与国内条件下,一个有变革导向的而又对国家有足够的权威与控制力的统治集团,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传统体制的现存资源,排除保守派集团对变革的阻碍,来推进改革计划。相反,一个老谋深算的、有效地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保守的统治集团,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存政体与主流价值体系的资源,巧妙地反对变革。而一个充满焦灼感的、政治上不成熟的变革集团,则可能由于战略上的失误,激起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抗,最终使改革夭折,并且会在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使保守派得以东山再起。

在这一方面,日本的伊藤博文和土耳其的基马尔对本国的早期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政治统治精英这种个人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受以上价值因素与政体因素的影响,但在分析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时,个人的能力与政治倾向性,仍然是一个独立起作用的因素。

[责任编辑:唐智诚] 标签:严复 政体 清政府
打印转发
 
凤凰新闻客户端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

商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