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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认识西方文化时为何显示巨大文化惰性?

2013年09月24日 16:44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萧功秦

核心提示:与善于吸收外部文化的日本的“月光文化”相比,具有“阳光文化”特征的中国传统的主导价值体系在认知异质的西方文化时,就显示出巨大的文化惰性。

本文摘自:《危机中的变革》,作者:萧功秦,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

本文所指的“综合反应能力”指的是传统主权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运用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政体结构与经济能力对西方挑战的外部冲击作出有效回应与自我调适的能力,即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政治精英,能否相对准确地对外来挑战的信息作出客观的判断与认识,能否及时有效地动员原有的各种人力、物力与财力等各种社会与经济资源来应付外来的威胁,能否成功及时地对传统政治体制进行自我更新的变革以适应外来的挑战,等等。 

“综合反应能力”便是这些因素彼此相互结合而形成的应付外部压力与危机的能力与自我更新的能力。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这种反应能力分为三个基本方面。 

构成传统主权国家的“综合反应能力”的第一方面因素,是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它为人们提供了对异质的西方事物作出评价与解释的基本框架。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当西方列强以近代工业文明为后盾对中国进行咄咄逼人的挑战和侵凌时,传统的独立国家自然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尺度、文化标准、思维方式与政治信条,来判识与评价这种外部冲击力的性质,人们必须经过这种价值定位与解释,才能对西方挑战作出相应的政治反应与政治选择。 

构成这种反应能力的第二方面因素是传统的政体结构。这里指的政体结构其外延要比政治制度更为广泛,它包括该政权运用自己的专制国家机器作为“效应器”来实施能动的反应的能力,国家动员本国现有的稀缺的资源和吸纳政治精英的能力,组织军事力量反抗外部入侵的国防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运用国家的权威建立新的制度与机制的能力,以及对复杂局势的灵活应变的制度弹性,等等。       

构成这种反应能力的第三方面因素,是统治精英的决策能力。 

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与政体结构的条件下,统治者的政治倾向性、对全局的控制能力、执政领导能力、经验、智慧与政治洞察力,同样是影响现代化变革成败的至关重要因素。 

对于西方挑战所作出的反应成功与否,传统国家的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克服由此引起的民族危机,避免本民族生存条件的恶化,这些都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在西方冲击下的命运,也决定了这个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前途。 

下面,我们将对构成近代中国传统国家的综合反应能力的基本要素(主要是主导价值体系)以及传统政体结构,进行概括的分析。 

一个传统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包括国家官僚阶级与民众认同的意识形态、信仰宗教、思维方式、政治文化素质以及对异质新事物的态度等等。 

[责任编辑:唐智诚] 标签:惰性 价值体系 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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