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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权威体制下实现宪政民主

2013年04月18日 17:29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萧功秦

核心提示: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权威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本文摘自:《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作者:萧功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邓小平南方讲话到21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不再具有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左派意识形态官僚曾经在中国政治中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逐渐失势,并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所谓的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极左派”人士在活动,他们把改革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做“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的目标,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 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历史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上世纪80年代政治参与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apathy),有利于具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的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非意识形态化, 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权威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造成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贫富分化、国富民穷、社会不公等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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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极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

[责任编辑:唐智诚] 标签:左派 宪政 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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